簡化機構，裁減冗員
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詔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合並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於是“條奏並有四百餘縣，吏職省減，十置其一”。同時，廢除西漢時的地方兵製，撤銷內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職，也取消了郡內每年征兵訓練時的都試，地方防務改由招募而來的職業軍隊擔任。但是，到了東漢後期，州牧刺史逐漸權重，兼有軍政財大權，地方兵力又逐漸興起。
提倡儒學，表彰氣節
光武繼承了西漢時期獨尊儒術的傳統，東漢建立後，即興建太學，設置博士，各以家法傳授諸經。光武巡幸魯地時，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後來又封孔子後裔孔誌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特別是對儒家今文學派製造的讖緯迷信更是崇拜備至。早在東漢建立之初，光武就仿照王莽、公孫述等人利用讖書作為其承受天命的依據，指使他過去的同學強華偽造了一個叫做“赤伏符”的讖語：“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在野，四七之際火為主”，表示他繼承了西漢的火德，是“上當天地之心，下為元元所歸”的真命天子。東漢統一全國後，更“宣布圖讖於天下”，把讖緯迷信尊為“內學”，作為其維護封建統治的思想工具。在提倡儒學神學的同時，光武鑒於西漢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祿，依附王莽，乃表彰氣節，對於王莽代漢時期隱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禮聘，表揚他們忠於漢室、不仕二姓的“高風亮節”，企圖養成重名節的社會風氣，為鞏固東漢封建統治服務。
注意民生，與民休息
第一，釋放奴婢、刑徒。自西漢後期以來，農民之淪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為西漢末年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化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王莽末年，不少的奴婢、刑徒參加起義；同時在一些割據勢力的軍隊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光武在重建劉漢封建政權中，為了瓦解敵軍，壯大自己的力量，也為了安定社會秩序，緩和階級矛盾，曾多次下詔釋放奴婢，並規定凡虐待殺傷奴婢者皆處罪。詔令免奴婢為庶人的範圍，主要是，王莽代漢期間吏民被非法沒收為奴的，或因貧困嫁妻賣子被賣為奴婢的；在王莽末年因饑荒或戰亂被賣為奴婢的；在戰亂中被掠為人下妻的。另外，還規定不許任意殺傷奴婢以及廢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說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較之過去有所提高。同時，在省減刑罰的詔令中，還多次宣布釋放刑
徒，即“見徒免為庶民”。
第二，整頓吏治，提倡節儉。光武鑒於西漢後期吏治敗壞、官僚奢侈腐化的積弊，即位以後，注意整頓吏治，躬行節儉，獎勵廉潔，選拔賢能以為地方官吏；並對地方官吏嚴格要求，賞罰從嚴。因而經過整頓之後，官場風氣為之一變。故《後漢書。循吏傳》有“內外匪懈，百姓寬息”之譽。
第三，薄賦斂，省刑法，偃武修文，不尚邊功，與民休息。東漢初年，針對戰亂之後，生產凋敝，人口銳減的情況，光武注意實行與民休養生息政策，而首先是薄賦斂。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詔恢複西漢前期三十稅一的賦製。其次是省刑法。再其次是偃武修文，不尚邊功。光武“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未嚐複言軍旅”。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西域鄯善、東師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宮、揚虛侯馬武上書：請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際發兵擊滅之，立“萬世刻石之功”。光武下詔說：“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人不自保，而複欲遠事邊外乎！……不如息民。”
第四，欲抑製豪強勢力，實行度田政策。東漢政權本是在豪強勢力支持下建立起來的。但豪強勢力的發展，土地兼並的逐漸嚴重，既威脅皇權，也影響百姓生活，以及為了加強朝廷對全國墾田和勞動人手的控製，平均賦稅徭役負擔，於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詔“州郡檢核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察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就是令各郡縣丈量土地，核實戶口，作為糾正墾田、人口和賦稅的根據。詔下之後，遇到豪強勢力的抵製。光武下令將度田不實的河南尹張伋及其他諸郡太守十餘人處死，表示要嚴厲追查下去。結果引起各地豪強大姓的反抗，有的地區甚而爆發武裝叛亂，“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光武隻得不了了之。於是，度田以失敗告終。
因各項政策措施，都不同程度地實行，為恢複發展社會生產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使得墾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從而奠定了東漢前期八十年間國家強盛的物質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