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六年閏二月十六日，針對阿哈遭受奴隸主虐待而反抗逃亡的情況，努爾哈赤下達“汗諭”，勸誡家主“宜憐阿哈”，“阿哈應愛主”，“雙方應該相互慈愛”。他要求阿哈將“耕種田地之穀”全部交與家主，主人家中要多織布，供給阿哈衣服飯食，如果家主不“善養”阿哈，阿哈“以衣食為劣而上訴後”，“則從虐養之主取之，轉而給與善養之主”。努爾哈赤發布這一汗諭，是企圖在大舉攻明前夕，緩和奴隸主與奴隸之間尖銳的階級矛盾，鞏固和維護後金國中占居主導地位的奴隸製生產關係。
在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諸方麵，做了充分準備之後，努爾哈赤利用明朝遼東舊經略熊廷弼被罷革新經略袁應泰不諳兵法的好機會，決定進攻沈陽、遼陽，發動了明金(清)之間的第二次大決戰。
明天啟元年(天命六年，1621)三月十日，努爾哈赤親率大軍出發，十二日晨到達沈陽，在城東七裏河的北岸築造木城屯駐。沈陽“城頗堅，城外浚壕，伐木為柵，埋伏火炮”。城外挖有與人身相等的陷阱十道，井底密插尖木樁，陷阱之後挖有四道大壕，尖樁密布，又樹立大柵欄，沿內壕排列楯車，每車安放大炮二門小炮四門，兩車之間又置大炮五門。奉集堡、虎皮驛亦皆開河建閘，修繕堅固，與沈陽成為犄角。
沈陽城內有賀世賢、尤世功二總兵官，各將兵萬餘，總兵官陳策、董仲揆引川浙兵一萬餘正自遼陽來援，守奉集堡總兵李秉誠、守武靖營總兵朱萬良、薑弼亦領兵三萬來援。按軍隊總數而言，明國稍占優勢，兼之沈陽城堅濠寬塹深，槍炮眾多，明軍如果據城死守，是很難攻克的。
努爾哈赤知悉單憑硬攻，以弓矢對槍炮，以人力攻堅城，是難以奏效的，如戰事拖延，陳策、李秉誠等四萬餘軍隊及其它援兵趕到之後，腹背受敵，局勢便十分險惡了，遂臨機應變，果斷決定誘敵出城，發揮己軍善於野戰的長處，設下埋伏，乘機殲敵。三月十二日，努爾哈赤先派數十名騎兵“隔壕偵探”，被總兵尤世功家丁追擊，死四人。勇猛寡謀的總兵賀世賢“勇而輕，謂奴易與”，遂改變了原來“固守”的方針，“決意出戰”。第二日，努爾哈赤又遣少數老弱士卒挑戰，賀世賢飲酒大醉，率家丁千餘出城，誇下海口說，要“盡敵而反”。金兵“詐敗”，世賢中計，“乘銳輕進”。一入伏中，後金“精騎四合”，將明兵重重包圍，奮勇砍殺，大敗明兵。世賢“身中四矢”，且戰且走，退至城邊，因吊橋繩索被努爾哈赤數月前派往城中詐降的蒙古、女真人砍斷，不能入城。八旗兵追至，擊殺賀世賢及來援的尤世功，衝入城內，打下了號稱金城湯池的沈陽重鎮。
此時，明總兵陳策等率川浙兵來援，剛至渾河，川兵渡河，營於橋北，浙兵在橋南，營寨尚未安好，努爾哈赤乘機率軍猛攻，先消滅了橋北川兵，隨即擊敗朱萬良、薑弼來援的三萬明軍，緊接著又殲滅橋南浙兵。一日之內，努爾哈赤統率八旗健兒五、六萬，鏖戰四次，將七萬餘明軍各個擊破，攻克沈陽，創造了軍事史上集中兵力擊敗優勢敵軍的光輝戰例。
由於包衣阿哈猛烈反對奴隸主的野蠻奴役而大批逃亡，努爾哈赤既下汗諭，命令阿哈必須“以主為父”，“不萌賊盜奸詐凶暴之念”，“盡力從事阿哈之事”，以免被主責罵拷打；同時，又懲辦了一些殘酷虐待阿哈、打死阿哈的奴隸主，不許主人任意殺害阿哈④。這對促進滿族從奴隸製向封建製過渡，起了一定的作用。
天命六年，努爾哈赤進駐遼陽明遼東經略衙門以後，即定下了大量任用漢官的政策。二十四日，他下令“釋遼陽獄中官民，查削職閑住者，複其原職。設遊擊八員、都司二員，委之以事”。努爾哈赤這樣做，是十分正確的。因為，以汗、貝勒為首的滿族貴族人數並不多，五、六萬金兵，隻能聚居在遼陽、沈陽、廣寧及少數軍事要地，其它州縣和廣大鄉村，則難以一一分兵屯駐，兼之，言語不通，文字相異，服飾有別，習俗不同，無法了解遼民心情，不易查獲叛逃密謀，也很難逼迫漢人納糧貢賦當兵服役。在這樣條件限製下，沒有漢族地主階級代表人物的支持，汗、貝勒是很難在遼東站穩腳跟的。努爾哈赤就曾專門召集漢官對他們說：“爾等之國人，可信者，不可靠者，爾等知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