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寅的豪飲是名聞遐邇的。“治圃舍北桃花塢，日般飲其中，客來便共飲，去不問，醉便頹寢。”（祝允明《唐寅墓誌銘》）唐寅詩文集中有上百首飲酒詩。“勸君一飲盡百鬥，富貴文章我何有？空使今人羨古人，總得浮名不如酒。”“飲如長鯨吸巨川，吞天吐月黿鼉吼。”“池塘春漲碧溶溶，醉臥香塵淺草中。”窮困落魄而又不善經濟的詩人，家境貧寒常有衣食之虞，然而酒是不能不喝的，即使典衣當物也要喝。“無所不知方是富，有衣典酒未為貧”；“沽酒衣頻典，催花鼓自敲”。如果說這裏還有一點苦中作樂詼諧調侃的意思，那麼“衲衣結鶉何愁冷？醉眼模糊長不醒”就與李白“但願長醉不複醒”相類了；如果說詩人在寧王宸濠那裏“佯狂使酒”是為了保全個體生命的話，那麼這裏則是以“醉眼模糊”來抵製“聞見安能免齷齪”的社會醜惡了！從這個意義上看，唐寅的豪飲醉酒幾乎都可以說是佯狂的一種方式。因此，即便是酒醒之後，詩人仍惦念著酒醉時的“狂”：“坐對黃花舉一觴，醒時還憶醉時狂。”能自言狂者必為佯狂，隻是佯狂之因不足為外人道也。
唐寅狎妓的風流韻事在《風流逸響》、《烏衣佳話》等雜記、野史中記載較多，其中“三笑”的故事，晚明時馮夢龍改寫成話本小說《唐解元一笑姻緣》，收入《警世通言》。唐寅本人也不諱言於此，他在許多詩中留下了與青樓女子交往的故事。“苦拈險韻邀僧和，暖簇熏籠與妓烘；寄向社中諸契友，心情可與我相同？”在封建社會，邀僧狎妓對士人來說本是行為不端、羞於啟齒之事，但在唐寅看來卻平常至極，對朋友談起也坦坦蕩蕩毫無扭捏之態。盡管別人認為他縱情青樓是不入流品的“無行跡”，但他本人卻是十分認真多情重義的：“相思兩地望迢迢，清淚臨風落布袍。”“明日河橋重回首，月明千裏故人遙。”當與之情深義篤的妓女離世時，詩人哀痛欲絕：“清波雙佩寂無蹤，情愛悠悠怨恨重。”“再托生來儂未老，好教相見夢姿容。”唐寅生前囊中羞澀，料想那些娼家女子看中的恐怕不是他口袋中的銀子而是他的才氣與名氣；而被人賞識、受人愛戴也恰恰正是唐寅最缺乏和最需要的。唐寅真情所至恣意而為，心無防範口無遮攔，狎妓風流的描寫真率自然畢露無遺，讀來真讓道學先生們大跌眼鏡：“滿樹天香晝掩門，無端春意褪紅；恩情隻在牙床上，閑殺香閨兩繡墩。”“夜雨巫山不盡歡，兩頭顛倒玉龍蟠；尋常樂事難申愛，添出餘情又一般。”
唐寅行止放曠，與眾不同。詩人或盡性而飲醉臥苔氈，或呼嘯田園結伴浪遊，或目空一切白眼對人：“六尺清苔骨，酣齁稱醉眠；不受人荷鍤，喜有葉如氈。白眼西風裏，黃花小徑邊，嘯聲多伴侶，何惜一陶然。”為要看取杏花，雖已被主人家謝絕，詩人卻死皮賴臉、軟磨硬泡、非要人家兌酒給他喝不可：“綠水紅橋夾杏花，數間茅屋似仙家；主人莫拒看花客，囊有青錢酒不賒。”詩人有時又儼然一個老頑童，高談闊論、玩笑逗樂、嬉笑開顏：“能容緩頰村夫子，戲謔長眉老辯才。”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唐寅也曾“歸好佛氏”。“子畏罹禍後，歸好佛氏，自號六如，取四句偈旨。”（祝允明《唐寅墓誌銘》）“難尋萱草酬知己，且摘蓮花供聖僧。”然而，唐寅雖看破紅塵，其個性人格特征卻又決定了他不可能潛心佛法艱苦修行，這就產生了思想上和行動上的矛盾衝突。在《醉時歌》裏，詩人既說“貪嗔癡作殺盜淫，因緣妄想入無明；無明即是輪回始，信步將身入火坑”，又說“種堪愛惜色堪貪，它家妻子自家男”；既說“他人謀我我謀他，冤冤相報不曾差”，又說“一念歸空拔因果，墜落空見仍遭禍。禪人舉有著空魔，猶如避溺而遭火”。詩人把這首詩題為《醉時歌》，實際上表現了他借酒佯狂的一種心態，為他在思想上皈依佛門而在行動上免受清規戒律束縛尋找合理的借口。在此基礎上，詩人把“佛”歸結為“自我”、“本真”，認為“佛並非高居西天的如來”，而是存在於自己心中的“真”：“神仙福地是蓬萊，釋迦天宮號兜率；不在西天與東海，隻在人心方咫尺。”也正因把“佛”歸於心中的本真，所以詩人也就能率性而為之了：“案上酒杯真故舊，手中經卷漫生涯。”詩人佛門取經的結果是獲得了淡薄名利與世無爭的理念：“世事與人爭不盡，還他一忍是便宜。”“萬事由天莫強求，何須苦苦用機謀？飽三餐飯常知足，得一帆風便可收。”
五
綜上所述，因為時代曆史與社會的原因，唐寅率真穎達、清高自傲的人格特征通過一般象征寄托物和放曠的言行、風流的外表曲折反映在其詩歌的情誌內容之中。困獸猶鬥的抗爭是其勃鬱個性的勇敢張揚，率性自為的放曠是其橫溢才華的充分流露。讀唐寅詩，我們領略到詩人的才氣、誌氣、豪氣，感受到詩人可敬、可親、可愛的個性品格，觸摸到一個向往美好與自由、憧憬理想與本真的靈魂。唐寅50歲時作的《言懷》可視為詩人對自己一生的總結：“笑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樂月中眠；漫勞海內傳名字，誰論腰間缺酒錢？詩賦自慚稱作者，眾人多道我神仙；些須做得工夫處，莫損心頭一寸天。”在《題自畫淵明卷》中，詩人由衷而歎：“南山多少悠然意，千載無人會此心。”
孫植，男，1971年生，江蘇東台人，南京師範大學2003級高訪學者，研究方向為唐宋元明清文學。
以上“代序”選自《重慶大學學報》2004年第10卷第2期。為行文需要，編者對原文稍作修改，並刪掉原作摘要及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