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來做讀書報告，猶豫再三。我認為講讀書，很難講出什麼新東西，也很難討好聽眾，這就是我猶豫再三的原因。前年4·23世界讀書日，國家圖書館要講讀書，主辦的部門誰也不請，非得要我講，理由有兩個，都和圖書館館長有關，一個認為我是圖書館的館長，有責任推動讀書；另一個好像既為圖書館館長，坐擁書城，就一定是滿腹經綸，有資格談讀書。其實，第一個理由還算站得住，作為圖書館館長，倡導讀書、推動讀書，當然是他的責任，但是第二條理由就不十分靠譜。要說過去的圖書館館長，多是大學問家不假。過去京師圖書館的蔡元培、梁啟超，名頭很大，可謂學富五車。我的前任任繼愈先生是著名的哲學家，著述甚豐。但是到了我們這一代的館長，管理者多，亦不乏優秀的管理者，但真學者，真讀書、懂書的也實在不能稱多，哪裏還有資格談讀書？但是臨近4·23，來不及請名家了，我沒辦法推托，隻好厚著臉皮講了一次《讀書與人生》，主要還是介紹一下古人的讀書心得，效果還好。今天則是我關於讀書的第二講。
在座的許多人都是大學或研究生畢業的高才生，雖然不能說你們已經讀了一輩子書，但是你們工作之前基本上都在學校裏，從小學到中學，再到大學，讀碩士，讀博士，可以化用李白的一句話來說，快要“白發死章句”了，當然你們還不到白發的時候。麵對這樣的聽眾，給你們講讀書，會讓許多人覺得這好像有點不太正常。還有，你們當中的一些人和我一樣是圖書館的館員，是坐擁書城之人，每天我們接觸到的就是書。在這樣的一個地方我們再談讀書，好像有點不合時宜。那麼，我談談我到圖書館後的感受。我從大學到圖書館工作已經很多年了。這期間，我感覺到讀書對我們來說實在是太艱難了，讀書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即使是我們圖書館人，讀書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以這樣說，我們很多圖書館員隻知書皮不知書裏，隻讀書皮不讀書裏。為什麼呀？工作太緊張了，壓力太大了。而且社會對我們讀書的幹擾也太大。關於讀書有各種奇奇怪怪的理論，奇奇怪怪的說法，奇奇怪怪的組織，奇奇怪怪的活動。這些是促進了我們的讀書，還是促退了我們的讀書？我說不清楚，我自己也沒有完全想清楚。今天如果大家請梁任公、蔡元培和任繼愈先生來講，也許關於讀書的一些問題會說得更清楚。但是很遺憾，誰也請不來他們了，隻好我來濫竽充數，也是硬著頭皮來，厚著臉皮講，主要是介紹前人的讀書經驗與體會，不敢談個人心得，和各位交流一下，希望和大家有個互動。所以我可能講的時間要短一點，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發表一下意見。
一、從青年讀什麼書說開去
這也是自古以來就有人發問，有人回答，又有人就回答而嘲諷的事兒。著名教育家、翻譯了亞米契斯（1846—1908）《愛的教育》的夏尊先生在給中學生講讀書問題時就說：“青年人應該讀些什麼書？這是一個從古以來的大問題，對於這問題從古就有許多人發表過許多議論。”“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這是古人開的書單。曾國藩主張“須熟讀小學及五種遺規之書”（《養正遺規》、《教女遺規》、《訓俗遺規》、《從政遺規》、《在官法戒錄》）。清末民國時期也有開書單的，如擔任過兩廣總督、內閣學士的張之洞給學生寫了《書目答問》。
在上麵所引的夏尊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話：“近十年來這問題（讀什麼書）也著實熱鬧，有好幾位先生替青年開過書目單，其中比較有名的是梁啟超先生和胡適之先生所開的單子。”此事原委如下：1924年12月5日始，孫伏園主持《京報副刊》編務，次年的元月4日，在《京報副刊》登出廣告，征求10部青年愛讀書、10部青年必讀書：“（一）青年愛讀書十部——是希望全國青年各將平時最愛讀的書，無論是哪一種性質或哪一個方麵隻要是書便得，寫出十部來填入本報第七版所附券內，剪寄北京琉璃廠小沙土園京報副刊部收。如果舉不到十部，則十部以下亦可。但希望不要出十部以外。一月二十五日截止，二月一日起在本刊上宣布征求結果。（二）青年必讀書十部——是由本刊備券投寄海內外名流學者，詢問他們究竟今日青年有哪些書是非讀不可的。本刊記者耳目容所未周，熱心學術諸君如有開列書單賜下者更所歡迎，二月五日截止，二月十日起逐日在本刊上宣布征求結果。”1月4日，汪震寫信給孫伏園：“不明了的地方就是‘青年’，你所謂的青年是指的哪一個時期的青年呢？”在1月6日，孫伏園又登了一份聲明說明此次活動：“我的本意，‘青年愛讀書’是希望全國的中學生大學生和大中學生年齡相近的人投票，‘青年必讀書’是希望熱心教育的學問家著述家和全國的中學教員投票的。所以我的青年定義非常簡單，就是中學第一年和大學末年級的年齡以內或相近的人。但是年近六十的老青年的投票也並不拒絕，好在票上有年歲的一項，這個觀念在無論哪一個教員的腦筋裏大概都有罷。而且或者已經時時對他們的學生說過罷。現在我就想把他們各家的意見彙集起來，使全國的青年學習知道。‘必讀書’與‘愛讀書’，在從前舊教育製度之下，一定是衝突的，現在不知怎樣。我所以同時征求，希望將來求得的結果，能給全國的教育家和青年們作一參考。”
此項活動，前後共收回78份答卷，胡適、梁啟超、梁實秋、周作人都開有書單。胡適是第一個發表所開書單的人，1925年2月11日，《京報副刊》發表了他開的書單：《老子》（王弼注）、《墨子》（孫詒讓《墨子間詁》）、王充的《論衡》、崔述的《崔東壁遺書》，另有西文書五種。2月12日發表了梁啟超開的書單：《孟子》、《荀子》、《左傳》、《漢書》、《後漢書》、《資治通鑒》（或《通鑒紀事本末》）、《通誌二十略》、王陽明《傳習錄》、《唐宋詩醇》、《詞綜》。附注雲：“三項標準：一，修養資助；二，曆史及掌故常識；三，文學興味。近人著作外國著作不在此數。”2月14日，發表周作人開列的書單：《詩經》、《史記》、《西遊》、漢譯《舊約》（文學部分）、嚴譯《社會通詮》、威斯德瑪克《道德觀念之起源與發達》、凱本德《愛的成年》、色耳凡德思《吉柯德先生》、斯威夫德《格裏佛旅行記》、法蘭西《伊壁鳩魯的園》。2月15日，發表李小峰開列的書單：杜威的《我們如何思想》或王星拱的《科學方法論》、摩爾的《倫理學》、吳稚暉的《上下古今談》、馬爾文的《歐洲哲學史》、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未出版的中下卷在內）、愛爾烏特的《社會學及現代社會問題》、達爾文的《種源論》、周作人的《自己的園地》、呂諾士的《人與自然》、司托潑司的《結婚的愛》。另有附注：“以上十種書，是中學程度以上的青年，或升入大學，或為社會服務，要做一個思想和人格健全的國民所必讀之書，我以為。”總之，讚成者中，開的書五花八門。
當然也有反對的，如魯迅在1925年2月21日給《京報副刊》交了一份白卷，他說：“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這樣說也可以交代。既然沒留心，就不必回複。但是魯迅實則有其深意在，他對前麵諸位開的書單是有看法的，認為這些以中國古代經史為主的書單，無益於青年改造社會，因此又加了附注：“我要趁這機會，略說自己的經驗，以供若幹讀者的參考——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除了印度——書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中國書中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隻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呢。”他在《讀書雜談》中說：“我常被詢問：要弄文學，應該看什麼書？這實在是一個極難回答的問題。先前也曾有幾位先生給青年開過一大篇書目。但從我看來，這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因為我覺得那都是開書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書目。我以為倘要弄舊的呢，倒不如姑且靠著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去摸門徑去。倘是新的，研究文學，則自己先看看各種的小本子，如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瓦浪斯基們的《蘇俄的文藝論戰》之類，然後自己再想想，再博覽下去。”（《而已集》）這裏邊就考慮到了閱讀是一個個人性很強的行為，開書單的學者更多的是根據自己所熟悉或感興趣的領域，因此並不適合所有的人，任何人開的書目都不具有普適性。
也有半反對的，如徐誌摩。1925年2月16日，也就是發表胡適書單後的第五天，他在寫給孫伏園的信《再來跑一趟野馬》中說：“介紹——談何容易！介紹一個朋友，介紹一部書，介紹一件喜事——一樣的負責任，一樣的不容易討好。”他講：惠爾思（1866—1946，英國作家、曆史學家，著有《時間機器》）先生應《京報》記者的征信，開了10部名著，第一第二是《新舊約書》，第三《大學》，第四《可蘭經》。這些與我們青年人有什麼相幹？“惠爾思的書單還沒開全早就叫你一句話踢跑了。”徐誌摩又講：“我想起了胡適之博士定下的那一本書目，我也曾經大膽看過一遍。慚愧，十本書裏至少有九本是我不認識它的，碰巧那天我在他那裏，他問我定的好不好，我吞了一口唾液，點點頭說不錯。我是頂佩服胡先生的，關於別的事我也很聽他的話的，但如果他要我照他定的書目用功，那就叫我生吞鐵彈了！”盡管如此說，他還是列出了使他平生受益最深的書：《莊子》十四五篇、《史記》小半部、柏拉圖《共和國》、盧梭《懺悔錄》、歌德《浮士德》前半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哈代《無名的裘德》、尼采《悲劇的誕生》、佩特《文藝複興》、喬治·亨利·劉易斯《歌德評傳》等。也就是認為，每個人應該有他適用或獲益的讀書目錄，比如他獲益最大的幾部書，卻沒有人人都適用的書。
其實書單確實難開，主要原因就是人的閱讀是一種個人性的行為。人的讀書目的有不同，讀書不一樣，自然所求的書就不同，同時不同地域、不同人群讀的書也會有所不同，開列出大家都認可的書很難。
由此可見，讀書是很個人性的行為。
我這樣說，肯定有人馬上反對，可以提出許多反駁的意見。現在不是在講學習型社會嗎？過去不在搞讀書運動嗎？既然是社會行為，既然是運動，怎能說是個人性的行為呢？還有讀書也需要交流啊，你們國家圖書館不是在搞文津讀書沙龍嗎？現在的各種講壇不也是讀書的一種形式嗎？是啊，是啊，正是有了這些種種與讀書看似相關而又不相關的社會讀書運動，我才要講讀書的個人性。
我講讀書是個人性的行為，首先表現在讀書的趣味上。如同我們吃飯，南甜北鹹、東辣西酸，嗜好是很不一樣的。即使是一家子，你喜歡清淡，我喜歡口味重些，你愛吃餃子，我愛吃麵條。北京人愛吃炸醬麵，我青海的一個朋友就說，那實在既沒營養，也不好吃。讀書也是如此。白菜蘿卜各有所愛。老舍說他不喜歡《三字經》、《百家姓》，恨不得殺了寫書的人，但是近年的中央台講《三字經》卻很火。我的學生很喜歡張愛玲的小說，我有時就讀不下去。所以林語堂在《生活的藝術》一書中講：“讀書也正與吃東西一樣，甲的甘肥也許便是乙的毒藥。在讀書上，一個教員不能強迫他的學生愛其所愛，一個父母也不能期望他的子女有他們同樣的旨趣。如果一個對於他所讀的書沒有興趣，那麼一切東西都是白費的。正如袁中郎所說：‘若不快意，便置之，俟他人，或別有獨契者自去讀。’”
正因為每個人的趣味有不同，所以對書的選擇性極強，並且能否找到與自己趣味相投的書，也會直接影響到讀書的實際效果。林語堂就把尋找到適合自己的書，比喻為尋找愛人，這對我們頗有啟發。他說：“在古代與現代作家中，一個人必須要找到一個其神意與自己的神意相會合的作家。隻有如此，我們才能獲得讀書的真正的好處。一個人必須要毫無依賴地獨自去搜尋他的大作家。究竟誰是所愛好的作家，這問題沒有一個人能回答，也許連那本人自己也無法回答。這正如一見傾心的情形一樣。……這樣發現作家的情形事實上很多，往往有的學者們彼此所生的時代不同，相隔有萬年，但他們的思緒及感覺卻十分相似，以致他們從書頁間彼此神會，猶如一個人發現了自己的影子一樣。用中國的語法說起來，這種意合神會便被稱之為同一靈魂的轉世，如蘇東坡自稱是莊子或陶淵明的轉世，袁中郎則被稱為蘇東坡的轉世。”“隻有這種讀書，這種發現一個人所愛好的作家，才會於人有好處。正如一個人在一見時就愛上了他的情人，一切都覺得合意，她有合意的身材，合意的臉，合意的發飾，合意的聲音，以及合意的一言一笑。這種作家並不是一個青年需要他的教師指點的，這作家隻是合他的意，合他的風格、動作、見解，以及思想，一切都合。於是這個讀者便進而聚精會神在這作家所寫的每一行每一字上。又因為有一種意神的會合，所以他能吸收一切，自然消化一切。那作家在他身上有了一種魔力，他也高興處在魔力中，漸漸地他的聲音笑貌，一言一動，都成了那讀者自己的，這樣他便真正傾心於他的這文字愛人，而從這些書中尋找著精神的養料。過了幾年，那魔力消退了，他對於這個愛人有點感到厭倦，又去尋找新的文字愛人。到他有過了三四個愛人，把他們完全吞化了之後，他自己也成為一個作家了。”
而徐誌摩則把讀書比作個人探險：“再說念書也是一種冒險，什麼是冒險？除了憑你自己的力量與膽量到不曾去過的地方去找出一個新境界來。真愛探險真敢冒險的朋友們永遠不去請教向導：他們用不著；好奇的精神便是他們的指南。念書要先生就比如遊曆請向導，穩當是穩當了，意味可也就平淡了，結果先生愈有良心，向導愈盡責任，你得到好處的機會愈小。”（《再來跑一趟野馬》）其實這樣的話杜威也說過，他說讀書是一種探險，如探新大陸，如征新土壤。弗朗西斯·培根也說，讀書是靈魂的壯遊，隨時可以發現名山巨川，古跡名勝，深林幽穀，奇花異卉。林氏的找情人和徐氏的探險說，說到了讀書的一個重要問題，即讀書在於發現。一是發現適合自己的作家，二是發現適合自己的文本，三是從書中發現美，發現事物的道理，而這如果形之於筆墨，就是對作品美和真理的揭示，就是創造了。
其實林語堂所說的尋找與個人氣味相投的作家和圖書，是個人讀書的很高境界，已經達到了所謂讀書藝術的境地。因為要尋找，就要多涉獵，就要博覽。而一旦找到後，又要集中精力閱讀，這實際上就是讀書的由博到約的過程。而一段時間內保持對一個作家一類書的衷情，又可以維護高漲的讀書熱情，甚至發展到與作家進行心靈的交流、思想的碰撞與交鋒。而一旦到了這個階段，讀書已經進入到最高階段，即集中思考問題，研究問題，開始把書本的知識化到自己的頭腦，融入到個人知識譜係。
個人的讀書趣味，對於文明的社會十分重要，如果一個社會大家都隻讀一本書或幾本書，如同“文化大革命”時候隻演八個樣板戲，試想那又是如何情景？大家麵目相同，氣質相同，看誰都似曾相識，社會就變得麵目模糊了。
讀書的個人性還表現為讀書的習慣。書的類別、讀書的時間、讀書的場地，都會因人而異。就書的類別而言，蔡元培偏於訓詁和哲理類的書，梁漱溟則習慣於報刊，茅盾習慣於小說，如《三國》、《水滸》、《三個火槍手》、《戰爭與和平》。論時間，有的人習慣於白天讀書，有的人卻偏習慣於半夜讀書，黑白顛倒。講場所，有的人喜歡獨處，躲在自己的房間讀書；有的人卻喜歡去人多的場合即公共場所閱讀。比如有許多人就習慣於在圖書館讀書，他認為那裏有讀書的氣場。有的人甚至喜歡在如廁時讀書。歐陽修《歸田錄》就講過許多個人的讀書習慣：“錢思公（惟演）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嚐語僚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詞，蓋未嚐頃刻釋卷也。謝希深（絳）亦言宋公垂（綬）同在史院，每走廁，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餘謂希深曰：餘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廁所讀書寫文章，看起來不太雅，但是對於個人來說乃是習慣如此，並沒有什麼不雅或不妥。亨利·米勒也說過：“我最好的閱讀經驗都是在廁所窩裏發生的。”他一度承認：“《尤利西斯》裏麵的一些段落隻可以在廁所裏閱讀——假如讀者想要擷取其內容的完整的味道的話。”普魯斯特也認為這個比較特別與比較粗俗的小小房間，對於他來說，是“需有一種不可褻瀆的孤獨才能進行的活動：閱讀，幻想，悲傷與感官的愉悅”的適當地點。那麼，為什麼眾多的讀者，包括很多名流喜歡在廁所和床上讀書呢？這就講到了讀書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特征，讀書是一種私密性的活動，讀者需要有私密性的空間。阿爾維托·曼古埃爾《閱讀史》說法國的女作家克萊特（1873－1954）：“終其成人生活，克萊特一直在尋找這種孤單的閱讀空間。不管是在婚姻中或獨身，不管在小小的庭院居所或是在大別墅中，在租來的套房或在寬敞公寓中，她會隔開一個區域（但並非總是得以如願），唯有的闖入者會是那些她自己所邀請的人。現在，她在這自己的床窩中伸展四肢，雙手緊捧著珍愛的書，把它架在肚子上，她不隻建立了自己的空間，還有自己計量時間的方式。”當然，讀者選擇場地讀書則可，非得要大家在一個時間、一個地點集中學習，效果一定不理想，因此也不宜提倡。讀書尤其怕運動，尤其怕拉必讀書單。最近中華書局出了一本《月讀》小書，叫幹部經典讀本，一是是否每月必讀？那要看這個人這月有無時間，沒時間，我可能兩月不讀，有時間，也可能天天讀，沒必要月讀。至於讀什麼，前麵講了全看個人的興趣。書中首列名人名言，我從來就不看名人名言的。裏邊有毛澤東的名言：“飯可以一日不吃，覺可以一日不睡，書不可以一日不讀。”這顯然與黃庭堅說的一日不讀書就覺麵目可憎異曲同工，都在強調讀書對於人的不可或缺，而且毛澤東確實也是如此做了。他在延安時說過這樣的話：“如果再過十年我就死了，那麼我就一定要學習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但是在我看來大部分人不適用，因為我們不是毛澤東。早在1936年，林語堂就諷刺說：現在青年的保姆太多了，良醫太多了，教訓他們，禁止讀這個，鼓勵讀那個，普天之下，莫非保姆，莫非良醫。其原因即在於讀書是個人性很強的事，他讀什麼，最好聽他的，你開的書單也許適合你自己，卻未必適合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