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的耐讀性不僅源自其內涵豐富，還來自它的深刻。經典之不同於一般的精神產品，甚至不同於一些比較優秀的精神產品，其原因之一就在於它思想內涵之深刻，它之於社會人生的認識精辟入微，入木三分，深入事物的核心，直達本質。所以經典常常成為人類思想的策源地，人的靈魂的棲息地。有些經典甚至在人類的精神成長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中國，《論語》、《孟子》是儒家思想創造者之一，《老子》、《莊子》創造了道家思想，《韓非子》創造了法家思想，《墨子》創造了墨家思想。數家影響中國數千年，尤其是儒道兩家思想更成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主幹。而在歐洲，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中所產生的一批經典，如盧梭《社會契約論》、《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提出的社會契約論和人民主權論，直接影響到現代資本主義製度的建立。正因為經典對社會現象的洞見，它對人性的發掘，超過了一般讀者的識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經典作家乃至閱讀經典讀者的時代，因此，就會給讀者以不曾想到、不曾料到的超越前見的錯愕，可以幫助讀者超越社會與人生的個人平平之見，更深入地認識社會，認識人，包括認識自己。
在哈洛·卜倫的《西方正典》中，20世紀的卡夫卡也名列其中了，說他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正典文學天才”。美國詩人、劇作家奧登1941年也說卡夫卡：“就作家與其所處時代的關係而論，卡夫卡完全可與但丁、莎士比亞和歌德等相提並論。”顯然奧登和卜倫的認識是一致的，都認為就其影響而言，卡夫卡應該被視為當代的但丁和莎士比亞。然而卡夫卡的作品作為當代經典的意義何在呢？哈洛·卜倫在分析卡夫卡時指出：“卡夫卡已成為本世紀最具正典性的作家，因為在我們每個人身上，都可以找到存在與意識之間的罅隙，而此一罅隙就是他真正關心的主題，他將這主題與身為猶太人，或至少是身為漂泊的猶太人聯結在一起。”哈洛·卜倫的分析對於我們評價卡夫卡的經典意義是頗有啟發性的。的確，人生尷尬是卡夫卡的小說表現的重點。人不可能有任何預設的目的，因為人的任何目的都是非真實的。然而人卻永遠希望這種目的的存在。於是就產生了人“預期——他們的和我們的——為實際上的、現實的世界所阻擾”。我們或者在宗教上相信上帝，試圖接近上帝；我們或者在信仰上相信真理，試圖達到真理；我們期許親情、愛情，試圖擁有親情和愛情；我們試圖了解他人或者是他人了解自己，然而一切皆是徒然。而人就生活在這樣的充滿悖論的世界，人生如同不可理喻的荒誕的故事。
卡夫卡的長篇小說《城堡》是很有代表性的經典之作。小說講了一個頗為荒唐的故事：據說是土地測量員的K接受了伯爵的請求到城堡工作，然而他卻受阻於城堡之外。雖然K千方百計要進入城堡，並且城堡就在K眼前的山上，他卻總是無法接近。“卡夫卡的作品從本質上說都是寓言故事。”城堡和K的故事顯然是卡夫卡設置的一個隱喻，然而隱喻了什麼，卻神秘莫測。學術界關於《城堡》的寓意竟有十餘家之說，這種種解說，可以更充分地補充說明上麵剛剛談到的問題——經典內涵的豐富。
從《城堡》小說設置的情節來看，這部小說直接反映的應該是官僚機構的昏庸及其權力的腐敗。“卡夫卡將社會結構視為命運。不僅在《審判》和《城堡》中、在龐大的官僚等級製中麵對這命運，而且在更具體的、艱巨得無法估量的建築工程中也瞥見命運。”尤其是自小說的第十五章開始，卡夫卡集中描寫了官僚機構內部的運作機製，檔案的投放、積壓和處理的隨意，文件辦理的拖拉和無序：“可是城堡在這一方麵辦事拖拖拉拉，而且最糟的是你永遠不知道拖拉的原因是什麼；可能這件事正在辦理之中，但也可能根本還沒有著手辦理，這就是說，例如他們一直還在想是用巴納巴斯，但是最後也有可能事情處理完畢，由於某種原因，他們撤銷了原來的承諾，巴納巴斯永遠不會得到那一套衣服。”其實，K的悲哀的命運就來自這個官僚機構的腐朽昏庸。一個伯爵幾年前聘用K為土地測量員的決定，數年後才下達給K；而村長反對聘用土地測量員的文件，卻又不知流落到哪個部門，因此才導致K千裏迢迢從外地跑到城堡來，卻不得其門而入，懸置於城堡外麵的村中。小說對這個官僚機構的組成之一——信差、跟班的，也都有細致的描寫。小說在描寫官府運作時，多采用近乎荒誕的手法，而這種荒誕恰恰來自官府本身。小說在表現官員的腐敗方麵，也是入木三分。在小說中，阿瑪麗亞因為拒絕了城堡官員索提尼的卑鄙要求所導致的全家人的災難，深刻地反映出權力腐敗給百姓帶來的痛苦。而且權力施加給百姓的痛苦是摸不著、看不見的，它既無形，又無所不在，並且力量無比。以致當阿瑪麗亞一家想要擺脫痛苦時，遭到申訴無門、告饒無處、請求寬恕都無路的困境。小說借阿瑪麗亞的姐姐奧爾加的敘述說：“他（阿瑪麗亞的父親）究竟想要什麼？他出了什麼事？他想請求寬恕什麼？城堡裏什麼時候有誰哪怕對他動過一個指頭？不錯，他變窮了，主顧跑了，等等，但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常有的事，是手藝人和市場的事情，難道城堡什麼事情都得管嗎？事實上城堡什麼都管，但是它不能單單為了一個人的利益而去粗暴地幹預事態的發展。難道要城堡比方說派出官員去把父親的主顧都追回來，強令他們再去照顧他的生意？”“可是究竟要寬恕他什麼呢？人家答複他，至今並沒有人告他。至少在記錄簿上還沒有記載，起碼在律師能看到的記錄簿上沒有這樣的記錄；因此，就調查的結果而言，也沒有人對他采取什麼行動或準備采取什麼行動。也許他能指出官方發布過什麼針對他的指令？父親指不出來。或者是否有某個官方機構進行過幹預？對此父親也一無所知。那麼好吧，既然他什麼都不知道，又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那他想要什麼呢？有什麼可以寬恕他的呢？最多是他毫無目的地糾纏官府，這倒是一條不可寬恕的罪狀。”這是目前為止所能看到的對於權力施害百姓最為深刻的揭示。“人們大概永遠不會知道權力是什麼。可能馬克思和弗洛伊德還不足以幫助我們認識這個神秘的、被稱作權力的、被到處授予人的東西。它既是有形的，又是無形的；既是顯現的，又是隱蔽的。”因此這種權力的影響，可能來自某一個官員，又不完全來自某一個人，它是一種製度，一個係統，一個無形的網絡，如同細密的蜘蛛網布下天羅地網，卻又不動聲色，不露痕跡，吃人不吐骨頭。
當然，卡夫卡的深刻不僅僅在於他對現實的反映，更在於他的作品所具有的格言式的深刻的暗示性。而我們對卡夫卡作品的閱讀，也應該既有“曆史化”（具體的曆史語境）的策略，又有“諷喻化”（更為抽象更具普遍意義的層麵）的策略。《城堡》小說無論在表現人的存在與意識之間的“罅隙”的任何方麵所達到的程度都是十分深刻的。卡夫卡曾經講過一句頗有影響的話：“目標隻有一個，道路卻無一條，我們謂之路者，不過是彷徨而已。”又說：“這世界是我們的迷誤。”這對於我們理解卡夫卡《城堡》的人生暗喻是頗有啟示的。《城堡》中K的命運如同人之一生，我們每一個人進入這個世界都是偶然的，都是一個唐突的外來者。他想融入這個世界，他想實現個人或具體或抽象或切近或長遠的目的，如同K一心想進入城堡（後來變為一心想見到克拉姆）。然而在這個世界之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如此之疏遠，如此之互不相關，如同K與他周邊人的關係，且不說他與城堡官員的關係，那自然是極為疏遠、毫不相幹的。即使是他與關係較為密切的人們，與兩個助手是窺視與被窺視的關係，不但不是幫忙，反倒是到處添亂。連K與他的未婚妻弗麗達的關係也是若即若離，其實是一種互相利用的關係。K要利用弗麗達見到克拉姆，而弗麗達則是利用與K這個外來的毫無地位的人的婚事，再一次引起克拉姆和村中人對她的關注。在這樣的冷漠的人世關係中，“一個人會因為陌生而透不過氣來，可是在這種陌生的荒謬的誘惑下卻又隻能繼續向前走，越陷越深”。因此不僅希望渺茫，如同K進入城堡無門；而且就是個人的身份也是模糊不清的，如同K的土地測量員的身份問題。存在是不可毀滅的，而人卻永遠生活在希望的破滅之中，沒有終點，“沒有一個創造物有自己固定的位置，有明確的和不可變換的輪廓；沒有一個創造物不是處於盛衰沉浮之中；沒有一個創造物不可以同自己的敵人或鄰居易位；沒有一個創造物不是筋疲力盡，然而仍然處於一個漫長過程的開端”。這恰足以表現出人的孤獨無助，人生的荒謬。
這樣講卡夫卡的作品的意義，並非是望文生義。在卡夫卡的作品中的確具有這樣的涵義。《在法的門前》這篇短篇小說，描寫一個鄉下人試圖進入法門，“照理說，法應該永遠為所有的人敞開著大門”，但是鄉下人卻被一個守門員阻攔住，告訴他現在不允許他進入，而以後卻是有可能的。為此，鄉下人等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磨來磨去，甚至把自己帶來的東西全都拿出來試圖買通守門人，但都不得其門而入。鄉下人一直等到他生命的盡頭，才知道這扇大門隻是為他而開著的。這其實就是《城堡》的翻版，鄉下人同K一樣都試圖進入自己的希望之門，而且，從道理上來講，這個門應該是向他們敞開著的。但是，他們卻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礙，碰到了永遠也衝不破的無形而又強大的力量，等待他們的隻有希望破滅的痛苦。這顯然具有隱喻人生困境的深刻內涵。在這樣一個荒謬的現實中，任何人都無法逃脫他的人生痛苦，即使像醫生那樣救人的人，也會陷入既不能救人、也不能自救的悲慘境地。卡夫卡通過鄉村醫生，呼出“我永遠也回不了家了”，“駕著塵世的車，非塵世的馬，我赤身裸體，遭受著這最不幸時代的冰雪肆虐，我這老頭子四處飄蕩”的悲鳴。
卡夫卡的《城堡》等小說寫於上個世紀初葉，然而對於當代人的生存處境而言，卡夫卡的小說頗具預言色彩。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達，尤其是以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為核心的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人與人的交流似乎更加便利更加快捷無礙，因此才有了地球村之說。然而實際情況如何呢？人的心靈的距離不是被縮小，而是擴大了。首先是失去了舊時交通和信息都不發達條件下人與人之間“但願人長久，千裏共嬋娟”的那種衝破距離的情感的眷戀；再者是在網絡情況之下，產生了人的情感的虛擬性以及假麵交往和交流，使人變得更加多麵，人與人的關係更加不可靠。更何況在現代的無所不在的市場經濟之下，利益成為國與國、民族與民族、家與家、人與人關係之間起著決定性作用的杠杆，利益可以撬動一切。在此現代環境之下，集體或團隊實際上遭到解構（在這一點上確實被利奧塔說對了），個人變得更加自我，當然也變得更加孤獨、更加無助。如卡夫卡所說，人“從根本上還是在孑然獨行”的，“我感到的自己的孤立無援，像個局外人似的”。世界還是塵世的馬車，而人與人的關係卻非塵世的馬，它拉著個體的人裸奔於冰雪肆虐的路上，飄蕩不定，可憐、可悲亦可憎。
二、經典麵臨的挑戰
無論中國還是西方，何為經典，似乎已經成為常識性問題，很少有人提出問題。雷乃·威勒克1974年曾很自信地說過：“至少對於更為遙遠的過去來說，文學經典已經被牢固地確定下來，遠遠地超出懷疑者所容許的程度。貶低莎士比亞的企圖，即便它是來自於像托爾斯泰這樣一位經典作家也是成功不了的。”甚至中國古代和現代哪些著作屬於經典，雖然不同時期的認識有一些出入，但是大體上也有一個基本的書目。而在西方，“我們所能說的隻是，西歐三千年的曆史已逐漸蘊積了一批具有‘獨創性的信息’，以學校用語來說，就是‘古典’，以卡爾·凡·德蘭的定義來說，‘所謂古典就是無需重寫的書’。這類書的書目隨時代的進展略有變動，但變得並不厲害”。上世紀50年代，阿德勒和哈欽斯編選的54卷本《西方世界經典著作》所囊括的著名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著作，也得到西方學術界以及教育界的認可，有著很大的影響。經典的典範地位在過去也很少受到質疑。
然而西方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典的合法性卻受到了來自後現代學術界的非難和質疑，以致興起一股非典和廢典的風潮。解構經典的激進的後現代主義認為，經典代表的僅僅是某些人的趣味，而且其形成帶有太多的政治、種族、性別和權力的色彩。如居羅利所說：“近年來許多批評家確認，‘規範化’的文學文本精品（傳統所稱的‘古典’精品）運作在某種程度上就像《聖經》經典的形成。這些批評家在價值判斷的客觀性領域發現一個政治的內涵：一大批人從文學規範中被排除出去。……規範形成的批評家把他們的問題建立在一個令人困擾和無可爭議的事實之上：如果你掃視一下西歐所有偉大的經典作家的名單，你將會發現其中很少有女人，甚至很少非白人作家和出身寒微的下層作家。”“我們一旦思考這個問題，就被迫思考一些令人驚異的假說。盡管他們創作的作品可能一直是偉大的，但它們並沒有受到保護而無法經典化……如果這是可能的，那麼規範組成的曆史就會作為一種陰謀，一個不言而喻的、審慎的企圖出現，它試圖壓製那些並不屬於社會的、政治的，但又是強有力的群體的創作，壓製那些在一定程度上隱蔽或明顯地表達了占統治地位的群體的‘意識形態’的創作。”後現代的最大特點，就是站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新曆史主義和結構主義的立場，來重新審視和評價經典，對經典的合法性提出質疑。如斯坦福大學教授湯姆·萊恩達爾所概括的：“簡而言之，傳統經典反映白種人的、資產階級男性的價值觀和偏見，忽視了非主流文化、非強勢種族、弱勢群體及女性的文學成就。”對於這些反對經典的後現代各學派，“女性主義者、非洲中心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師法福柯的新曆史主義者或解構論者”，美國著名學者、捍衛經典的主將哈洛·卜倫一概稱之為“憎恨學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