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座公寓的情況奇怪極了。不光電梯已經停開，連電梯用來順著上下的那根鋼柱都已經彎曲了。不光這些，就連那六層大理石樓梯也有好幾級已經碎裂，人如果上上下下就隻能小心踩著邊上走，要不然就會撲通一聲掉下去。有些通向房間的門其實背後早已什麼都沒有了，別看有的門外表似乎完好無損，你要是推開了門一步跨進去，就很可能會一腳踩空：這座公寓曾經被幾顆高爆炮彈直接擊中過，公寓正麵的四樓的樓麵連同底下三層都被炸掉了，然而頂上兩層的正麵倒有四個房間還是好好的，每一層的後麵的一排房間也都還有自來水供應。就因為這樣，我們都管這座公寓叫“老宅子”。
情況最吃緊的時候，前沿陣地就設在這公寓的正下麵。那大街環繞的小高地頂上，靠邊沿一帶就是了。戰壕和被雨淋壞曬爛的沙袋至今都還在原處。真是近極了，站在這殘破公寓的陽台上，弄一塊碎磚瓦或灰泥片之類的，一扔就能扔到那兒。然而現在前線已從小高地的邊沿推進到了河的對岸，那裏有座山岡，聳立在“村舍”背後，它其實是舊日皇家獵舍。前線就在鬆樹密布的山坡上。現在，戰鬥正在那一帶進行，我們不光把“老宅子”當作瞭望哨，還可以利用這個有利的地形來拍新聞片。
當時的處境相當危險，天又地直很冷，肚子好像也總是吃不飽，不過我們還挺樂觀，還常常開玩笑。
每當有炮彈擊中房屋炸開的時候，磚屑泥粉就會衝天而起，一會兒沉落下來，鏡子麵上就會沾上厚厚的一層灰，就像新造房子窗上塗的白粉一樣。在這座上樓的時候都會擔心樓梯會塌下去的公寓裏，有個房間裏麵卻有一麵落地長鏡沒有震碎，依然完整無缺。我用指頭在粉塵厚積的鏡麵上摳出了印刷體大寫的“耶罕死期到”字樣，隨後找了個理由，打發攝影師耶罕上那個房間去。那個時候正是炮擊的當口，他推門進去，迎麵一見到這鬼神的暗示，就變得臉色煞白，差點把魂都嚇掉了。他滿心氣憤卻又無可奈何，就因為這個，我們真要到好久以後才又言歸於好。
第二天，我們在旅館門前，往一輛汽車裏裝器材。我上了車，感覺有點冷，就把旁邊的窗玻璃搖起來了。而那搖起來的窗玻璃上赫然有著幾個印刷體的紅色大字，估計是在哪借了支唇膏當筆塗在那兒的：埃德小人。倒黴的是，接下來的幾天，我們用的都是這輛帶標語的汽車，那班西班牙人見了一定覺得莫名其妙。他們隻當這幾個字是荷蘭或者美國的什麼革命組織的名稱縮寫或標語口號，以為那興許也是類似F.A.I.或C.N.T.那樣的組織呢。
後來有一天，駐紮在當地的那位英國大員卻讓我們把彼此間的那一點疙瘩忘幹淨了。這位大員有一頂德國式的大鋼盔。每次出行隻要確定了是往前線的那個方向去，他就總要把這頂鋼盔戴上。大夥兒誰都對這種打扮沒有好感，總覺得既然沒有幾個鋼盔，就應該留著給突擊部隊用。因此每當我們看見他頭戴鋼盔，心裏就會馬上對他起了反感。
我們是在一位美國女記者的住處碰到那位大員的，女記者那裏有一隻上好的電爐。大員覺得這個房間十分舒服，沒多久就喜歡上了，還起了個名字叫 “俱樂部”。他提議大家一人帶點酒過來，說這裏暖和，氣氛也愉快，正好適合飲酒取樂。那美國女記者其實是位工作極勤奮的，一直很注意不想讓自己的住處被染上點“俱樂部”的色彩的人。雖然興許總是不太成功。因此當聽見自己的住處被這樣明確地題了名、歸了類，真不亞於當眾挨了一拳。
第二天我們正在“老宅子”裏工作，我們工作的時候，會拿條破席子當簾子煞費苦心地遮蔽住攝影機鏡頭，讓它避開了下午強烈的陽光，沒想到大員這個時候卻在那位美國女記者陪同下來了。他在“俱樂部”裏聽我們談起過這麼個地方，執意要跑來看看。那個時候我正拿了架雙筒望遠鏡在破陽台一角的陰影裏觀察。那是一副小型的八倍蔡司鏡，隻要兩手在上麵一蓋，就不會發生反光的現象。這個時候進攻快要開始了，我們正等著飛機來轟炸，因為政府軍當時重炮匱乏，隻能由轟炸來代替進攻前必不可少的炮擊。
我們的工作一向是躲在屋裏做的，大家都像老鼠一樣不敢露出絲毫形跡。因為我們決不能給這座表麵看起來空無一人的樓房引來炮火，不然我們的工作就無法完成，我們也會完蛋的。今後也不可能再把這裏當作觀察站了。但是此刻那大員進得房來，於是他拉上一把空椅子，到這一無遮蔽的陽台正中一坐，鋼盔、特大號雙筒望遠鏡，凡此種種一應俱全。陽台長窗的一側斜架著一台攝影機，像機關槍那樣做了精心的偽裝。而我呢，則隱蔽在另一側的黑角落裏，不讓山坡上的人看見，一直小心翼翼地，千萬不能闖進了陽光亮堂堂的開闊處。隻有這大員卻堂而皇之坐在向陽地的中央，頭戴鋼盔，儼然是一副全球總參謀長的架勢，那望遠鏡亮晃晃的，比得上一架日光反射信號器。
“你瞧，”我說，“我們這兒得工作。你在那兒坐著，望遠鏡會發出反光，對麵山上的人全看得見。這可不是個好主意。”
“依我看，在房子裏是根本沒有危險的。”大員儼然以上司下達命令的口吻，若無其事地說。
“你要是打過野羊，”我說，“你就知道了：當你老遠看得見野羊的時候，其實野羊也看得見你。你用望遠鏡不是可以清清楚楚看見對方的人嗎？要知道，他們也有望遠鏡的。”
“依我看在房子裏是根本沒有危險的，”大員卻還是那句話，“咱們的坦克都在哪兒？”
“在那兒，”我說，“樹底下。”
兩個攝影師被他氣得直做怪臉，隻能攥緊了拳頭，在頭頂上亂揮。
“我把大攝影機拿到後邊去。”耶罕說。
“小姑娘兒，躲遠點，別過來，”我衝著那美國女記者說，然後又告訴大員：“你知道吧，他們把你當成誰的參謀長啦。見了你這鋼盔，這望遠鏡，他們會以為你是指揮作戰的。知道嗎？你這麼做就是自找麻煩。”
他給我的回答還是那句老話。
就在這個時候，我們挨了第一顆炮彈。隻聽見一聲巨響，就像一根蒸氣管爆裂了，外加撕裂了一塊帆布。爆炸的聲音還沒落，灰泥牆粉還在轟隆劈啪往下掉，我就冒著漫天的塵霧，推著那女記者往門外跑，躲到後麵一排房間裏去了。正當我們衝出房門的時候，隻見有個頭戴鋼盔的家夥從我身旁一閃而過，向樓梯口竄去。還有一隻野兔子一竄而起，左一蹦右一跳的一溜煙逃走，那個速度應該說夠快了吧，但是這位大員竄過塵霧彌漫的過道，衝下樓梯，奪門而出，往街上一鑽，速度之快卻連那野兔子都得佩服。我們的一位攝影師說，他的萊卡攝影機最快的快門都別想拍得下這位大員的動作。這話聽起來好像有點過頭，倒真是說得一針見血。
總之對方對這幢房子快速轟擊了足有一分來鍾。炮彈簡直就是平射的，在炮彈呼嘯而來和擊中爆炸的轟然一響、陡地一震之間，幾乎沒有個間隙能容你定一定神。後來那炮彈總算打完了，我們又等上了幾分鍾，看來是真的不打了，才到廚房裏去扭開水池上的水龍頭喝了點水，然後重新找了個地方，把攝影機再架起來。這個時候進攻正好剛剛開始。
那美國女記者恨透了那個大員。“是他帶我上這兒來的，”她說，“他還說這兒挺安全呢。結果他自己倒先溜了，連聲再會都不說。”
“這個人哪有一點紳士風度，”我說，“瞧，小姑娘兒。注意看。喏，開始啦。”
隻見地麵上有些士兵站了起來，半彎著腰，跑步向一片小林子裏的一座石頭房子前進。炮彈都對準了石頭房子打去，因此那作為目標的石頭房子會不時消失在突然騰起的一陣陣塵霧中。而且每次一炮打過，風又總會把塵霧吹散，石頭房子又總會清清楚楚露出臉來，就像一艘船破霧而出一樣。在士兵的前麵，有一輛坦克晃晃搖搖開得飛快，活像一隻圓頂炮鼻蟲，一下子就開進樹林子看不見了。正看著時，忽然跑步前進的士兵都撲倒在地上了。接著左邊又有一輛坦克衝上前去，進了樹林子，坦克開火的閃光都看得見。那座石頭房子冒了煙，從飄散的煙霧裏，我們看得見有個伏在地上的士兵爬起來就拚命往回跑，逃回自己原先所在的戰壕裏去了。接著又是一個爬起來跑了，他一隻手抓著槍，一隻手還抱著頭。再後來簡直就是全線後退了。有的趴在地上就再沒有起來。有的跑著跑著就倒下了。滿山坡星星點點都是。
“這是怎麼回事？”女記者問。
“很顯然，進攻失敗了。”我說。
“怎麼？”
“他們沒有能堅持到底。”
“為什麼呢？他們後退不也跟前進一樣危險嗎？”
“這可不見得。”
女記者舉起望遠鏡來看。但是隨即又放了下來。
“我什麼也看不見了。”她說，淚水順著兩頰直流，她的臉上還在抽搐。我以前從來也沒有見她流過淚，要哭的話，可以痛哭流涕的事我們也見得多了。說真的，打起仗來，各等各樣的人，包括將軍在內，誰都免不了有流淚的時候。不管人家跟你是怎麼說的，反正這句話才真是實情，不過還是應該盡量少流眼淚，人們也都能忍則忍。就因為這個，我以前就從來沒有見過這個女記者流淚。
“這就是一場進攻戰？”
“這就是一場進攻戰，”我說，“現在你算是見識過了。”
“那這以後又會怎麼樣呢？”
“要是帶隊指揮的手下還有人的話，說不定還會打發他們再衝上去一回。不過我看隻怕是不會了。這損失有多大，你數一數，心裏就有數了。”
“那些人全都死了？”
“也不一定。有的是受了重傷，動不了了。等天黑以後，會有人來把他們抬下去的。”
“那坦克現在怎麼辦呢？”
“能撤回去就算是走運。”
但是其中有一輛已經開始倒黴了。鬆林裏騰起一股黑汙的煙柱，在空中隨風飄散。那煙柱很快就擴大成烏黑的滾滾一團，濃濃的油煙裏看得見還有紅通通的火舌。隨後，隻聽見一聲爆炸，同時看見一陣白煙翻滾，那黑煙竄得就更高了，下麵著火的範圍也更大了。
“瞧，那是一輛坦克，”我說，“起火了。”
我們繼續看下去。從望遠鏡裏可以看見從壕溝的一個角落裏爬出兩個人來，他們抬起一副擔架，順著上山的一道斜坡往上爬著。他們看上去爬得很慢，似乎很吃力。正看著這些的時候，前麵那人忽然腿一屈跪下了，隨後便一屁股坐下來。後麵那個早已趴倒在地上。他爬到前麵，把胳膊鉤在前麵那人的肩下，拖著他向壕溝裏爬去。可是，隻一會兒，他就不動了，隻見他麵孔向下趴得直挺挺的。就這樣，兩個人就都橫在那兒不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