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石頭房子的炮擊顯然已經停止了，此刻四下一片悄然。四處靜悄悄的。襯著青青的山坡，那農家大宅子連同圍牆裏的院子黃得好顯眼。不過山坡上挖了交通溝，築了工事，泥土翻起處還添上了些白色的瘢痕。山坡上這會兒有些小火堆升起的細煙，那是行軍爐灶在做飯。再往上，通向農家大宅子的一路上則全是這場進攻戰遺下的死傷士兵，好像把許多包裹撒在青草坡上。那輛坦克還在樹林子裏燃燒，煙是又黑又油的。
“真夠嚇人的，”女記者說，“這種場麵我還是平生第一次見到。真嚇人哪！”
“打仗的場麵總是這麼嚇人的。”
“這麼久了，你見了不覺得討厭？”
“我討厭，我一向就見了討厭。可幹一行就得懂一行不是？這打的是一場正麵進攻戰。正麵進攻戰就是這樣慘烈。”
“沒有其他辦法可以進攻了？”
“有啊。辦法多啦。不過你總得先有軍事知識，有軍紀，有經過訓練的班排長。尤其應該有個出奇製勝的計謀。”
“這會兒天色太暗，光線不好，要拍也沒法再拍了，”耶罕說著就把他的遠距離攝影鏡頭用罩子罩了起來。“喂，我的‘小人’哥，我們快回旅館去吧。看樣子，今天的活兒幹得相當不錯。”
“是啊，”那另一個攝影師說，“今天我們拍到了非常珍貴的一些鏡頭。可惜進攻沒有成功，真是太遺憾了。算了，這事還是別去想了。但願有一天我們能拍到進攻得勝的鏡頭。隻是根據經驗，進攻得勝的日子往往不是下雨就是下雪。”
“我可永遠也不想再看了，”那女記者說，“我今天算是見識過了。我是說什麼也不願意再看到這樣的場麵了，好奇心打不動我，寫文章掙大錢也引誘不了我。他們都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軀啊！跟你我有什麼兩樣？可你看看他們，就這樣都倒在那兒山坡上了。原本他們都是男子漢的。”
“你可不是男子漢，”耶罕說，“你是個女兒家。可不能混淆了。”
“那個戴鋼盔的家夥又來了，”那另一個攝影師望著窗外說，“又大模大樣地來了。如果可以，我恨不得手裏有顆炸彈，扔下去冷不丁嚇他個半死。”
我們正在收拾攝影器材時，那戴鋼盔的大員進來了。
“哈羅，”他說，“你們拍到好影片了嗎？伊麗莎白，我有一輛汽車停在後麵一條小街上，讓我來送你回去吧。”
“我想不用了，我要跟埃德溫·亨利一塊兒回去。”那女記者說。
“風小點兒了嗎？”我問他，這無非是句應酬話。
他沒有搭理，徑自問女記者：“你不去？”
“不去了，”女記者說，“我們準備大家一塊兒走。”
“那晚上跟你在俱樂部見。”他照樣樂嗬嗬地對我說。
“你已經不再是俱樂部裏的人了。”我極力學著英國人的腔調，告訴他說。
大家一起下樓，大理石樓梯上有窟窿，走起來得十分小心。那大理石樓梯眼下又添了新的損傷，得一一跨過、繞過。我們的速度很慢，這真像是一座走不完的樓梯。我拾到了一個炮彈引信頭上的“銅帽子”，已經撞扁了，底部還有灰泥的痕跡。於是，我就遞給了那個叫伊麗莎白的女記者。
“我不要。”她說。到了門口，大家一起站在那，讓那個戴鋼盔的家夥一個人走在前頭。他架子十足地穿過了有時會有冷槍打來的大街；到了對麵相對安全些的牆頭，有了掩護，便隻管端著架子繼續走他的。於是我們也一次一個，向街對麵的牆下作衝刺。在這裏待過了一陣子總會知道：過開闊地的時候，第三個人或第四個人往往會招來敵人的火力。因此我們過了這個關口，心裏總是挺高興的。
這樣我們就在牆頭的掩護下順著大街走過去，四個人並排走，腳下踩著新飛來的鐵起、剛碎的磚塊，以及成塊的石頭，我們手裏拿著攝影機，一路看看前麵那個戴鋼盔家夥架子十足的步態：他，已經不再是俱樂部裏的人了。
“真討厭，我還要寫電訊稿呢，”我說，“今天的電訊稿可不好寫。進攻失敗啦。該用什麼樣的語氣呢？”
“你這是怎麼啦，老兄？”耶罕問。
“你應該找些別的好的素材來寫。”那另一個攝影師和婉地說。“今天的事情那麼多，總該有些什麼值得說說吧。”
“他們什麼時候去把傷員弄回來？”那女記者卻在考慮別的問題。她沒戴帽子，步子跨得又大又隨便，頭發披在皮領短夾克衫的領子上，在愈來愈暗的光線下看去都成了土黃色的了。她轉過頭來時，頭發也跟著一晃蕩。她麵孔發白，臉色也不怎麼好看。
“我不是告訴你了嗎？等天一黑就可以了。”
“上帝保佑，快些天黑吧，”她說，“原來戰爭就是這樣。我要來采訪報道的就是這麼回事。那兩個抬擔架出去的人是不是給打死了？”
“死了，”我說，“肯定死了。”
“他們的行動太慢了，不出事情就怪了。”那女記者不勝憐憫地說。
“其實，你不知道，人有時候想走卻就是邁不開腿，”我說，“走起路來像陷在深沙裏，有時又像身在夢中。”
前邊，那個戴鋼盔的人還是一直順著大街走去。他左邊是一排殘破的房屋，右邊是營房的磚牆。他的汽車停在大街的盡頭，而我們的車子也停在那兒一所房子的背麵。
“要不我們帶他回‘俱樂部’去吧，”那女記者說，“今兒晚上我可不想讓誰受到傷害。感情不能受到傷害，什麼都不能受到傷害。嗨！”她就喊起來，“等等我們啊！我們來啦！”
那人站住回頭看了看，笨重的大鋼盔隨著腦袋轉過來，顯得滑稽極了，像是什麼馴順的牲口頭上長的兩隻大角。他等在那兒，於是我們迎上前去。
“你們是不是要搭我的車？”他問。
“不用了，我們的汽車就在前麵。”
“我們都到‘俱樂部’去，”那女記者說。然後向他微微一笑：“你也來吧，順便再帶上一瓶啤酒，好嗎？”
“那就太好了，”他說，“你想我帶什麼酒呢？”
“帶什麼酒都行，”女記者說，“隨你的便好了。我還有些工作得先去做好。咱們七點半左右碰頭吧。”
“你要不要搭我的車回去？”他問她說，“他們那輛車上還得裝這麼些玩意兒，怕是太擠了。”
“好啊，”她說，“我挺高興的。謝謝你啦。”
他們倆上一輛車，我們把攝影器材統統裝上另一輛車。
“怎麼啦，老兄？”耶罕說，“你的女朋友倒讓別人送回家去？這是個什麼理兒啊？”
“這場進攻戰叫她看得心都亂了。她心裏難受著呢。”
“看進攻戰而心不亂的女人不好算個女人。”耶罕說。
“這次進攻敗得真是慘透了，”那另一位攝影師說，“幸而她觀察的距離還不算太近。今後不管有沒有危險，我們可千萬不能讓她近距離看進攻。這種場麵刺激性太大。不適合女人看，今天她在那兒看，還不過像看電影一樣，看去就像電影裏的老式戰鬥場麵。”
“她心地善良，”耶罕說，“跟你不一樣，我的lice哥。”
“我的心地更善良，”我說，“不過你應該說louse，用lice不對，lice是複數。”
“我就是喜歡用lice，”耶罕說，“這個字聽起來口氣更強硬。”
但是他卻抬起手來，把車窗上用唇膏寫的那幾個字擦掉了。
“我們明天開始換個花樣開玩笑吧，”他說，“鏡子上寫字的事兒算是跟你一筆勾銷了。”
“行，”我說，“那太好了。”
“你呀，我的lice哥！”耶罕說著，拍了拍我的背。
“應該用louse！”
“不。我就是要用lice！我可喜歡這個字了，口氣上要強硬百倍。”
“去你的吧。”
“好吧，”耶罕說著，愉快地笑了。“這一下子我們又都是老朋友了。在打仗的時候我們大家都得注意著點，彼此可別傷了感情才好。”“你總是那樣，碰到件事就要想起點什麼。”
“這篇小說寫得還真不錯，”孩子的父親說，“你知道你這篇東西寫得有多好嗎？”
“那可不是我要她送給你看的，老爸。”
“你另外還寫過些什麼呢？”
“小說就這一部。真的，我說的都是真的，那不是我要她送給你看的。可小說一得了獎......”
“她要我輔導輔導你。不過你既然寫得出這樣的好文章，我估計也就用不著別人來輔導了。你隻要繼續寫下去就可以了。對了，你寫這部小說花了多少時間？”
“也沒花很多時間。”
“你從哪兒聽說有這麼一種海鷗的？”
“興許是在巴哈馬吧。”
“你從來沒有去過狗礁，也沒有去過埃爾鮑基。在凱特基也好，比美尼也好，都沒有海鷗來做窩住，連燕鷗都沒有。在基韋斯特也隻能見到些最小的燕鷗來做窩。”
“對，就是那種叫‘該殺的皮特’的，窩都做在珊瑚礁上。”
“就做在淺灘上，”他父親說。“可在你小說裏寫到的那種海鷗，你哪兒見得到呢？”
“可能是你告訴我的吧，老爸。”
“這部小說的確寫得非常好。倒讓我想起了好久以前看過的另外一部小說。”
“你總是這樣的，碰到件事就要想起點什麼。”孩子說。
那年夏天，父親在藏書室裏找了些書給孩子看。整個夏天，孩子就看這些書。孩子要是不去打棒球、不去俱樂部練射擊的話，一定會來大房子吃午飯，來的時候一般會說他一直在寫作。
“你要是想給我看看，隻管拿來。要是有什麼問題要問，盡管來問，”父親說，“你要寫你熟悉的東西。這對你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