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張學義當教導員，不知為什麼又當了營長，到朝鮮前線時，他當團參謀長。他的團長是張振川（張後來是六十五軍軍長）。張振川的回憶錄後麵附有一篇我的通訊報道，《三打紅山包》。這書出版以後鄧雨濃寄給我一本。我看到我從前寫的報道，很是激動。在開城前線，張學義他們打過許多漂亮仗，這些仗都是張學義具體組織的。他是個很能幹的參謀長，當時我到紅山包采訪時同他見過麵，這是1953年春天的事情。此後，二十多年，不知張學義何在……
1979年春節過後，有一天我從北京東四大街走過，突然有人喊：“林鵬！”我回頭一看是張學義，老戰友重逢高興非常。我這才知道，他後來當了團長，回國後上級認為他有培養前途，送去南京軍事學院學習。1957年學校大鳴大放時，他大放厥詞，被定為“極右”，到蘇北一個勞改農場中服刑，差點沒餓死，勞改農場的日子不好過。他不肯細說，我也不便細問。話雖然是這麼說，他還是給我說了一件事情。他說：“困難時期，勞改農場每頓隻給一碗清湯……人們不能幹活，到後來連起床也起不來了。我想，驢吃草就能活，人為什麼不能吃草？我跟同屋的人說：‘走，咱們吃草去！’我把他們從床上拽下來，我們一起爬，爬出鐵絲網外麵吃草。我說我從小給毛驢打草，我知道什麼草能吃，什麼草不能吃。我們就抓把草葉塞進嘴裏嚼……林鵬，我們農場的人，都餓死了。我們屋裏一個沒死。後來汽車運了糧食來，連卸車的人都沒有。”我聽了不寒而栗。
1979年時，軍事學院已經沒有了，中央軍科院負責落實他們的政策，徹底改正，恢複軍銜級別，正式辦理轉業手續。張學義很高興。
有一天晚上，我問他鳴放了什麼？他說：“咱們小八路，直不嚨嗵，有啥說啥。當時黨號召鳴放，一再動員讓我帶頭，那就說吧。我提了幾點意見。”我說：“詳細說說。”他說：“首先，中國不是歐洲，中國有中國的文化傳統，有自己的國情。其次，不能忘掉農民。忘記過去就是背叛，這是列寧說的。中國革命戰爭是農民戰爭，三大差別（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體勞動的差別）日益嚴重，完全是人為的。農民成了次等公民，一個戶籍製度就把農民，連他們的子孫都卡死了。這是不能容忍的。這是忘恩負義，這是過河拆橋，這是卸磨殺驢，這是背叛……”他這樣振振有詞地說著，我聽著渾身直打哆嗦。等他說完，我說：“你這些鳴放質量可是夠高的呀！這太嚴重啦！太可怕啦！句句都在綱上……”他笑道：“所以才定我一個‘極右’呀！我沒說的，完全同意。”我問：“改正時他們怎麼說？”“他們說，問題嚴重，但這是認識問題，不是敵我問題，決定改正，也就是徹底平反。”我說：“不容易，不容易呀！”他後來小聲告訴我：“其實我現在還是這麼認識。他們可以批判我，處罰我，卻沒有能力說服我。經過十年勞改，我的思想認識更明確更堅定了！”我認為他還是年輕時的那種樣子，天不怕，地不怕，活生生一個搗蛋鬼。
寫中國政治思想史的人，絕不會想到張學義的鳴放。不過也不怕，有張學義的檔案在……曆史就這麼曲曲折折的過來了，曾經有過先見之明，也有過不少後見之明，如果這一切先知先覺、後知後覺都不算數，那就隻剩下不知不覺、麻木不仁了。文化人的責任就是把別人的嘉言善行記下來，傳諸後世，不然要文化人幹什麼？養著他們隻是為了“替聖人立言”“為尊者諱”嗎！
張學義是個小八路，老黨員，他才是真心幫助黨整風，他考慮的都是根本性的問題。他能在大會上，站在講台上，把它說出來，並且說得如此明確，一點都不含糊其辭，他是坦誠的，他是忠實的……不使用暴力，至少不崇拜暴力，退一步說，至少在內部不對自己的同誌使用暴力……這是很難的嗎？其實不難，但卻做不到。這是為什麼？不知道。其實，一般動物也有反思的能力，不然，他們的適應力從哪裏來呢？所以《禮記》說：“不能反躬，天理滅矣。”這是很深刻的話，同時也是很沉痛的話。
張學義隻上過兩年小學。不過，成年以後，他的閱讀範圍很廣。他讀過以後又向我推薦的書很多，他催著我看。記得有袁珂的神話研究和範文瀾、周穀城的通史，等等，等等。我素來號稱是愛讀書的，他常常使我吃驚。1979年，有一天，他對我說：“首都劇場正在演老舍的《茶館》，值得一看。”
他年輕時身體很好，像牛一樣，不知為什麼，剛過七十就去世了，或許是受的苦太多了……他是徐水縣謝家營村人。去年我乘車從徐水路過，我向路南張望著，想找到謝家營，沒找到。當時我非常難過。我非常懷念他，懷念他的思想深度和語言風格。他是一個農村出來的小八路，一個農民子弟兵，一個有高度文化素養的革命軍人……這樣的人，現在越來越少了。
2004年6月3日於太原東花園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