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刻圖章，說來話長。
1953年秋，部隊從朝鮮前線回國，大家都報名學習俄文，我也報了名。學了幾天，我的舌頭打不了卷兒，遇到了困難。我想，我一個中國人，中文還沒有學好，學的什麼俄文。於是毅然決然放棄俄文，學習中文，也就是古文。我像沒頭的蒼蠅一樣，亂撞一起，碰見什麼書，就買什麼書，買了什麼，就看什麼。沒有老師，就靠老版的《辭源》《辭海》。我因為愛好文學，自然要看高爾基的文章，結果上了他的當。他說，“學習文學要從文學史入手”。我見了中國文學史就買，胡亂看一通。然後就是古典文學名著，進而學習文言，唐宋八大家之類。
1958年轉業到山西，認識了孫功炎先生。他是從教育部下放來的右派分子，語言學家，書畫家。我幾次請教他如何學習古文。孫先生後來告訴我：“你若決心學習古文，像你這麼學習不行，事倍功半。必須從《說文解字》入手，先認字，字形、字音、字義。把《說文》攻下來，直接就是攻讀十三經、先秦諸子。諸子眾經裏先攻容易攻的，如《老子》，才五千言，如《詩經》，好讀，好記。把眾經諸子攻下來，你再看這些（他指一下我正在看的唐宋八大家的文集），就像大白話一樣。”我受了高人的指點，就堅決按他說的做，三十年如一日。三十年後，再看我的報名學習俄文的老戰友們，他們沒有一個學成的。
1959年春，我在舊書攤上轉悠，買到了三部不同版本的《說文解字》，從頭看起來。《說文》是篆字，平時不用篆字，怎麼能記住它呢？我想了一個辦法，學刻圖章。這才知道，刻圖章也不是簡單事兒，自己瞎捉摸不行。我問我的老戰友王奐同誌：“山西刻圖章誰刻得好？”他說：“王紹尊，山西大學藝術係的教授，齊白石的學生，刻得好。”我說：“能認識一下嗎？”他說：“這容易，我的好朋友。”於是，經王奐介紹認識了篆刻家王紹尊先生。王老師學養極好，為人淳樸，容易接近。他從磨石頭、調印泥開始，如何寫篆字，如何捉刀，一點一滴教我。
後來看了傅抱石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論白石老人的篆刻藝術》。其中有一句話，“書法是篆刻藝術的基礎。”我問王老師：“這話對嗎？”他說：“對。”我說：“那要想刻好圖章，還得學習書法嗎？”他說：“是，必須學習書法。”我這才著手按部就班學習書法。我從二王入手，臨之摹之，廢寢忘食，不必細說。
我雖然努力學習書法篆刻，並沒有耽誤我學習古文和攻讀經典。從1960年至1980年，這二十年間，我把先秦諸子和十三經都通讀了。我應該感謝曆次的政治運動。運動一來，我就被宣布為“對象”。我出身、曆史、社會關係，可以說是幹幹淨淨，沒有任何問題。我認為，倒黴人並不是因為幹了什麼倒黴事情，而是命中注定，活該倒黴。這有一點好處，我有時間讀書寫字。我問張頷先生：“十三經中最難的是什麼？”他說：“三禮三傳。”於是我就攻三禮三傳。其實，在通讀之後，三禮我隻攻了《禮記》。
我因為囿於馬列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框框，決定先研究先秦的經濟製度，認為隻有如此才能認識先秦的曆史和學術。為此我攻了《周禮》的《地官》部分，和《管子》的一部分。別的就不敢說了。三傳中我認真攻讀了《左傳》，讀的是洪亮吉的《春秋左傳詁》（舊版國學叢書本）。
我像一個土撥鼠一樣，在草原上挖一個小洞，自以為很深很深了，其實淺薄得很。張頷先生是著名的古文字學專家，書法篆刻都非常精到。七十年代初，我從農村插隊回來，把自己刻的圖章給張先生看，隻要張先生說不錯，我就把它留下來，其他磨掉。這就是我最初的篆刻作品，“書魚”等等，得以留存至今的原因。
“文革”中我刻的遍數最多的是“山鬼”二字印。雖然刻過多遍，卻無一可觀。有人說，藝術創作靠感情。我想，恐怕光感情不行。又有人說，藝術創作靠思想，光思想更不行。這就是普列漢諾夫和托爾斯泰之間的區別所在。那究竟靠什麼？大概它需要的條件很多，一時說不清。就說才氣、才情、才識、天才、靈感……這究竟是什麼？三言兩語誰能說清。要是囫圇著說，誰都知道，要是具體說，那就越說越說不清了。禪家自己感覺自己說清了，其實未必。這就正是鈴木大拙的難處，他著了急就埋怨中文如何如何。
王紹尊先生告訴我：“詩宗唐，印宗漢。這才是正路。不然，不入流。學習書法篆刻就是臨摹，盡量臨摹的像，一絲不苟……”在王老師指導下，我一起手就是臨摹漢印。
我是個笨人。一方印，隻要我喜歡，有時就臨摹好幾遍。有的臨了好幾遍仍然不像，這是為什麼？王螢同誌告訴我：“臨帖，臨印，關鍵是個理解問題。有沒有理解，理解到什麼程度，理解得對不對，等等。”王螢是我的好朋友，右派分子，著名畫家，美術理論家，書畫圖章都非常好。王螢強調理解，怎麼理解？王紹尊先生說過一句清人的話，“古人有筆猶有墨，今人隻剩刀與石。”我從這裏開始了我的理解。我所喜歡的漢印，飽滿、勻稱、雅致、大方……再看我臨的，呆板、僵硬、寡淡、不自然……這毛病出在哪？左思右想，大概是在我的心中吧。這時候我才認識到，儒家的那套反諸身，求諸己的說教是對的。
我年輕的時候，對孔孟的這一類的絮絮叨叨很不以為然。後來才覺悟到是自己錯了。我是一個山裏的孩子，自幼參加革命，沒有學曆，沒有接觸過真正的文化人，各方麵素養太次……從此以後，我看書進了一步，“想見其為人”，慢慢就有點“心知其意”了。自己身上的，不知從哪裏沾染的粗俗不堪的、庸俗無聊的各種東西，不用別人指出，自己就發現了。
還有位好朋友，畫家李炳璜先生，說話直爽，直來直去。有一次他批評我：“你是子路未見夫子，有點行行之概呀。”這話他也對張頷先生說過，張先生也轉告了我。這話對我觸動很大。缺了課就必須補。傅山說：“作字先做人。”做人的一課，不敢馬虎。種莊稼還講究追肥，灌溉……缺什麼補什麼吧。當時，我隻是個三十多歲、四十多歲的人，不怕，來得及。古人講，朝聞道，夕死可也。當時我覺得和周圍的文化程度高的人相比，我身上最感到討厭的就是自己的低級趣味。在言談中，在筆墨中，自己的各種各樣的低級趣味實在是刺眼，實在不能忍受。如果具體說，這就多得很了。我進而感到，古代那些非常著名非常有影響的書法家們，各人也都有自己的各種習氣。習氣就是毛病，就是低級趣味，很刺眼，很不舒服。沒有習氣的就隻有一個王羲之。後來感到，做人是很難的，尤其身處逆境之中，黑暗如磐，動輒獲罪……難矣哉。當然，若要把做人的一課完成了，再來寫字刻圖章，也不行。做人的一課，沒有終結。藝術也一樣，永無止境。
我臨摹過漢印之後，王老師又引導我臨摹齊白石和吳昌碩的印。臨了幾十方，自覺還有些心得。與此同時，還看了些有關篆刻藝術的書。覺得“今人隻剩刀與石”的問題嚴重。當然，篆刻就是用刀和石說話，它離不開刀和石，但是，它所追求的卻是與刀石相左的筆墨的韻味。這個難點就大了。在這裏，我覺得篆刻藝術和書法藝術相通的地方非常多。清人書法理論中講究墨氣，氣者，氣韻生動也。這時候，我才真正認識到書法是篆刻的基礎。我看了潘伯鷹的《中國書法簡論》，我就按他說的做。在書法上廣泛瀏覽，以便達到取精用宏。
我有一部《古今圖書集成》，其中有關書畫的竟有八十四卷之多，我就攻讀這些東西，頗有所得。張頷先生有一次對我說：“我們沒有師承，這是我們的缺陷，也是我們的優勢，我們沒有框框。”我反省自身，因為知識少，所以框框也不多；因為理解力差，所以沒有什麼包袱……後來我才理解孔子的話，他說：“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再後來，我甚至以為孔子的話，不僅是一種品格，而且是一種境界。說是這麼說，如果追問一下，你再具體點，那就又沒得說了。
我主張圖章就是名章，在古代還有官印。我不主張刻閑章，尤其是標語口號。其實在古代也有閑章，如吉語印一類。我過去的考慮是，閑章往哪裏蓋，總不能蓋在饅頭上吧，有之，那叫月餅模子。
我欣賞《聊齋誌異》的一句話：“人生世上隻需合眼放步以聽造物之低昂而已。”（《葉生》）我在軍隊幹了十幾年，自認為沒幹好，正連入伍副連轉業，夠可以的了。不過，我仍然非常樂觀。我參加革命就是為了建立新中國，自由民主獨立富強的新中國。革命終於勝利，自然值得高興。至於自己之所得，由他去吧。“帝力於我何有哉。”“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呂氏春秋》）
從前行軍中人們喜歡講怪話罵大街，上至大首長，下至司務長。我出身曆史社會關係，幹幹淨淨，講起怪話來毫無遮攔。或許我罵過某位首長，我不記得了。出身不好的人最愛彙報，肯定是有人彙報了。這首長憋住勁要收拾我，我卻渾然不覺。“三反”中抓了我一個“思想老虎”，貪汙犯叫“老虎”，我沒有貪汙，叫“思想老虎”。當時一起工作的壽丕成，後來轉業呼和浩特，八十年代末來信，說起把我打成“思想老虎”的事，認為荒唐可笑。我忽然想起此一段曆史公案，思想波動很大，一怒之下刻了一方閑章：“思想老虎”。這種章子沒處蓋，隻是蓋在我的書上。每次翻書遇見，激動不已。
阿Q常常自稱“老子”，並且愛吹“老子也是第一”。七十年代我與史進前主任通信中說到阿Q的這種精神，他回信說：“我們也就隻有靠這種精神了！”史主任說話一向非常精辟。
孔子晚年倦遊，歎道：“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孟子對孔子晚年這種精神非常讚賞，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子要趕回去，幫助他們裁定之。我每讀書至此，總是非常感動。我以為這和“吾與點也”，是完全一致的。“吾與點也”奠定了一種閑適的文化的基礎，這是真正的文化，也就是儒家的文化。而“歸與歸與”正是在這種文化的基礎上提出的使命感或說曆史責任感。這種精神，著實偉大。我不就是“吾黨之小子”嗎！一高興刻了一枚閑章：“小子狂簡”。隔了兩年，姚國瑾命作閑章，就把這方閑章給了他，聊以塞責。我覺得他完全當得起。
又隔了兩年，忽然心中若有所失，想來想去這個閑章需要再刻一方自用。又是老規律，刻了七八遍，無一滿意者。不過，也有收獲，在這好幾年之間，居然湊出一首詩來。古人雲才思敏捷，我正好相反，磨磨蹭蹭，今天想起一句，明天又忘了……好幾年後，居然湊成七言八句一首，雖然不合格律，總歸是湊成了。詩曰：“書劍飄零四十年，歸來依舊老山川。項上得腦今猶在，肚裏初心已茫然。丹心碧血成底事，白發青山兩無言。小子狂簡歸來晚，尚有餘力綴殘編。”（《歸鄉述懷》）
“中庸”二字閑章。我經常用它，作為引首。我主張中庸。我寫了一篇小論文，《中庸為德論》，已經發表。德就是美。我們批判中庸之道，已經批判了差不多一百年了。最後，我們才覺悟到中庸之道的妙處。由此可見，它是顛撲不滅的，經得住時間考驗的真理。“夷”和“我儀圖之”，都是靜觀的意思，語出《詩經》。“靜觀”二字，我到沒有刻過，我嫌它直白。引首和閑章，不必非常通俗。所謂通俗，也不過就是與俗有相通罷了。若一定要隻說老百姓懂得的話，那也就沒幾句了。
昨晚看電視裏放電影，《美麗的大腳》倪萍主演，寧夏的村民們唱山歌野調，詞曰：“列寧打坐在克裏姆林宮，叫一聲華西裏……”背景裏掛著列寧斯大林的巨幅畫像。這一切深深地感動了我。我由此想到通俗的問題是很難說的。要說村民們真正懂得列寧和華西裏耶夫斯基，也未必。列寧在中國可以算得家喻戶曉了。可是有幾個人是真正懂得《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呢？我看過，但是我不懂。這大概就是李澤厚主張“西體中用”的根據吧。西學已經成為我們的“體”，大概是真的吧。不過馬克思的老鄉、蘭普雷希特卻說過與此不同的話，一個民族的精神無論受到外力多麼大的影響，仍然是按它自己的“固有的規律”發展的（見古奇的書商務版第880頁）。這也是西方人的觀點。所以通俗化大眾化，伴隨著白話文運動，席卷中國已達一個世紀之久，它使我們感到深深的迷惘。錢穆說：“現在中國的一切都已經外國化了。”不過，列寧依然是“打坐在克裏姆林宮”，他沒有到北京來過，北京也沒有他的片紙隻字。
1977年至1978年，“四人幫”倒台以後，山西清查“四人幫”，叫做“劃大線切西瓜”，按照大線（派性）劃，給我辦了隔離審查的“學習班”，派兩個工人，晝夜看守。如果倒黴人確實幹了什麼倒黴事，那自然沒得說，無奈我沒有幹，沒有任何錯誤事實。自然也極少開會。兩年間開大小會不過五次，時間最長的一個半小時，時間最短的隻有十一分鍾。我整天就是看書寫字。
一天夜裏，我的朋友林凡偷著進“學習班”來看我，他說：“你不要寫字（臨帖）了。把你的字拿去剪裁裝裱出來，變成一張反動標語，一拍照，你敢說不是你寫的？”他把我嚇住了。我說：“閑著沒事幹什麼？”他說，“給我刻圖章。”我說：“你的名字很簡單，刻幾個？”他說：“刻閑章。”林凡是畫家，頗有名氣，可以說滿腹錦繡。當時就寫了許多可以用做閑章的成詞成語，諸如，“大塊文章”，“消受青山”，“藏我大荒中”，“我馬玄黃”，“倒黴鬼”等等。當時講好，不讓我白刻，一方圖章他給一張畫。我說，行，不要大張的，就要“參考消息”那麼大的，小品，小景，將來我裝成冊頁。當時買不著石頭，好在玻璃廠有熟人，看守我的兩個工人，代我朝廠裏要石頭（做坩堝用的青田石）。回來他們倆幫我鋸石頭，磨石頭。僅隻那一次，我給林凡刻了一提兜圖章。多半是閑章，包括他的名章，大的有拳頭大，小的有指頭大。究竟是多少方，我說四十方，他後來說三十方，大概總有三四十方吧。他後來落實政策回了北京。每次見麵，他總說：“我欠你的債，我欠你的債。”朋友之間，一說一笑完事，這種債，如何討得。這是我給別人刻閑章的開始。
後來有一天晚上，張頷先生到“學習班”來看我，見我忙著刻圖章，弄得桌上地下到處都是白石頭麵子。他說：“總刻章子幹什麼，還是寫點正經文章吧。”“文革”中，張頷先生曾對我說：“君子贈人以言，我送你兩個字：‘括囊’。《易》曰，‘括囊無咎’。”我非常感動。前輩先生們，關心愛護我，怕我禍從口出，招來不測。我為了銘記張先生的教誨，刻了一方圖章：“括囊”。這時候我便說：“不是括囊無咎嗎，寫文章幹什麼？”張先生說：“括囊是口袋，一種兩頭開口的口袋。過去講這，是要謹言慎行，明哲保身。現在‘四人幫’也倒了，你可以解開口袋往外倒了。”
第二天，我就讓看守的工人去辦公室領稿紙，就說我要寫交代材料。我於是寫了《井田述略》這部書稿。十五章，十五萬字。我把自己對先秦經濟製度的研究寫出來，用以反駁梁效、羅思鼎們的胡說。其實，梁效、羅思鼎們自己就知道自己是在胡說，還用得著我一字一句的反駁嗎！所以，書稿未能出版，我也不著急。這部書稿在中科院曆史所梁寒冰手裏放了多年，後來說是找不到了。再後來梁寒冰、聶元素夫婦相繼辭世，原稿就算丟失了。所幸我還存有一份複印件。其中兩章，稍加改寫，成了《徹法論稿》和《晉作爰田考略》，收在《蒙齋讀書記》中。讀者如有興趣，可以閱正。
北京有我一位老首長，劉紹先政委。九十年代，他對北京的老戰友們說：“林鵬再到北京，一定要他到我家來一下，我有話對他說。”後來老戰友們把這意思告訴我，並且陪我一起去見劉政委。劉政委對我說；“林鵬，你應該感謝你挨的那些整。你要不挨整，你能讀了書，能寫出長篇曆史小說，能寫學術隨筆，能寫一筆好字嗎……跟你一發子的多了，誰能像你。”我說：“真的，是應該感謝……我一直非常感謝。”其實，在此以前我是一肚子怨恨，聽了劉政委的話，覺得說得對，就再也沒有怨恨了。
寫字，無法隱藏。從“文革”後期起，一到要書展，催著你寫。刻圖章好隱藏，幾乎沒人知道我會刻圖章。從前，我隻給林凡刻，後來就隻給王朝瑞刻。王朝瑞也是好朋友，書畫家，後來做了山西畫院的院長。他什麼都好，就一樣不好，愛吹，著了急就在人前顯擺我給他刻的圖章。如此二十多年下來，我便無處躲藏了。近年來，在刻圖章上也有一些應酬之作。應酬一多，俗氣就見長了。本來俗氣就不少，再一應酬，就俗不可耐了。山西前輩先生們，如姚奠中先生，張頷先生，圖章刻得都非常好，大雅，不俗。我想，可能就是因為他們不應酬，或說很少應酬。我就差多了，俗心俗念過多，勉強應酬，非常被動，以至沒有精品，沒有滿意的東西。也有人當麵誇獎我的圖章，弄得我挺不好意思，甚至聽了半天竟不知道是在說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