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現代性敘事之下的反現代性傾向
通過《高興》中這群拾荒者到城市尋求理想中現代神話的生存和心路曆程，一方麵我們看到了傳統農業文明在現代社會的日漸式微，另一方麵我們從這群拾荒者身上看到傳統在現代文明中的掙紮，對現代性頑強的抵抗，在文本後麵，存在著與尋找現代性的主體敘述不和諧的聲音，這種反現代性傾向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麵：以劉高興為主體的城市拾荒者和大老板韋達在性格上的對照；對鄉土文明的溫馨懷戀。
《高興》中的人物可以分為兩大階層：以劉高興為主體的農民工和以韋達為代表的城裏人。出現在劉高興周圍的幾個拾荒者，和劉高興本人在性格上構成了一個人的幾個側麵，五富、黃八、杏胡代表了傳統農民的特性，勤勞樸實，懷著簡單而堅定的人生信念在城市尋求他們的夢想，劉高興則代表了新型的農民，在文化心理上更接近文士階層，他雖身處卑微，但卻追求精神的富足，對孟夷純的感情真摯純淨，為了救出心愛的人，傾其所有而無怨無悔，韋達看似有情有義，實則虛偽冷酷，在他身上集中體現了城市文明的負麵信息，物質富有，外表體麵，卻精神空虛，人情冷漠。雖然這些底層民工的性格中也有不好的一麵，集中體現在農民的生活習慣和生存環境所催生的對城市的仇恨心理，除此之外他們更多地表現出麵對生活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在貧困卑微的環境中閃爍出人性的溫暖。那麼在韋達這些城裏人身上暴露出現代人在光怪陸離的物質富裕背後，靈魂深處的冷漠精神的空虛。“在西方啟蒙主義那裏，人性的提出是針對中世紀的神權而言的，是試圖通過恢複人本來代替神本，其落腳點在於肯定世俗，肯定人的欲望，這正是現代性的重要品格。然而在鄉村抒情小說作家那裏，這種人性卻被用於對抗當時隨著現代文明而出現的都市品格，而不是通過它來回歸世俗，而恰恰相反，將他供奉起來成為遙不可及的理想之神，這樣他的反現代性品格就逐漸凸現出來。”《高興》在城市和鄉村的二元結構中通過對城鄉人性的對比描寫，體現了向傳統鄉土文化的回歸，對現代性的拒斥。
不少評論家認為《秦腔》象征的賈平凹鄉土敘事的終結，是一曲傳統文明的挽歌。《高興》中所涉及的人物、故事、環境等方麵都不同以往，就連主人公劉高興也不同於賈以前作品中的農民形象，他自覺地認同城市，但是我們依然可以感覺到那種揮之不去的對鄉土的懷念和留戀，這一點在傳統農民五富身上就體現得更為明顯。五富行為處事處處流露出農民的生活習慣和心態，對城市的評價延續的是農村的價值觀，“他說城裏的女人哪裏有清風鎮的女人好呢？”他管“鳳爪”叫“雞爪”，在城裏生活總是緊張又想家，虛火上升，不去醫院而用放血拔火罐的方法治病，他死後要葉落歸根，要埋在清風鎮，做清風鎮的鬼，五富雖蠢笨，但善良，愛老婆愛家，他的根深深地紮在泥土中，紮在農村，靈魂的歸宿在鄉土文化中，他所表現出的傳統農民質樸的性格具有一種感動人心的力量。
劉高興顯然是農民中的另類，他不像五富、黃八把自己的根紮在農村，也沒有老婆可以牽掛，他在農村的家也就變得名存實亡，從個人的曆史背景來看，他更具有走向城市，走向現代性的素質。劉高興從未進城前就主動認同城市，確認自己的非農民特性，他說城裏話，戴手表穿T恤，在五富眼裏他比城裏人還排場，但內心深處的鄉土記憶時常把他拉回到農民身份，“我已經認作自己是城裏人了，但我的夢裏，夢裏的我為什麼依然走在清風鎮的田埂上？劉高興腦海中對農村收麥場景的回憶充滿了溫馨，他和五富來到城外看麥子的這段描寫很有象征意義，“他不顧及了我，從田埂上跳河潭一樣四肢分開跳進麥田，麥子就淹沒了他。五富，五富，我也撲了過去，一片麥子被壓平，而微微的風起，四邊的麥子如浪一樣又撲過來將我蓋住，再搖曳開去，天是黃的，金子黃。”這裏的麥地已不是一片具體的麥地，人和麥地之間的關係更像是一種母子親情的寫照，麥地、鄉村組成了孕育出傳統農業文明，是中華民族的根。麥地是一方夢土，一方理想了的古老農業文明的生活圖景，它純淨、質樸、洋溢著醉人的浪漫氣息。“麥子”作為我們這個農耕民族共同的生存背景，是純淨自然的農業文明的象征，這一段人融入麥地的描寫體現了對傳統的回歸和呼喚，實質上以人和自然的融為一體浪漫圖景，構成對城市文明的批判，對現代性過程中人與自然的分離、人在現代社會中的異化的反思和批判。
《高興》所展現給我們的不僅是農民在城市中的現實物質生活，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一拾荒者群體的精神世界，表現了中國農民在現代化過程中生命體認，他們的矛盾困惑，這正是《高興》超越一般底層小說的價值所在，展示了當下中國農民生命呈現中最重要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