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治迷信：中國傳統文化灰黯的色調
泛政治主義的文化特色，使得曆史上形成的對政治、對國家、對權力的迷信，影響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
恩格斯在為《法蘭西內戰》1891年單行本所寫的導言中說到，“在德國，對國家的迷信，已經從哲學方麵轉到資產階級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識中去了”，他還指出：
按照哲學家的學說，國家是“觀念的實現”，或是譯成了哲學語言的塵世的上帝王國，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義所借以實現或應當借以實現的場所。由此就產生了對國家以及一切有關國家的事務的崇拜，由於人們從小就習慣於認為全社會的公共事業和公共利益隻能用舊的方法來處理和保護，即通過國家及其收入極多的官吏來處理和保護，這種崇拜就更容易生根。
實際上，中國由於政治權力兼而代表神權，由於政治權力具有宗法製度的基礎，由於政治權力巧妙擺弄聖賢這種政治偶像的特殊技藝，特別是由於政治權力對於零落分散的小農經濟單位兼行生產組織規劃的功能，政治迷信，也就是“對國家的迷信”，“對國家以及一切有關國家的事務的崇拜”更為突出，這種迷信更廣泛地深入到民眾的“一般意識中”，植根也更為深固。政治迷信，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質之一。
我們可以從這樣幾個方麵認識中國古代政治迷信是如何全麵影響社會文化麵貌的：
1.君主迷信的影響
《管子·形勢解》說：“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秦始皇建立皇帝製度後宣布：“六合之內，皇帝之土”，“人跡所至，無不臣者。”漢並天下後，劉邦置酒未央前殿，大朝諸侯群臣，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說道：“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視國家為自己個人的私產。於是“殿上群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君主受天下人敬畏，首先是由於握有國家這一特殊“產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
君主成為全社會崇敬的對象，從而具有絕對的權威，按照《禮記·經解》的說法，是因為：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
帝王並不僅僅是具有超人的德與能，而主要是因為與天地日月的特殊關係而成為“神性權威”。《國語·晉語四》載晉寺人勃鞮語：“事君不貳是謂臣”，“君君臣臣，是謂明訓。”楚克黃出使於齊，回國途中聽說楚國發生內亂，若如期回國將麵臨生命危險，有人勸他暫時引避，他卻說：“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
春秋時已經出現“忠”的觀念。對於“忠”這種政治倫理的內容，起初有不同的理解，而最為流行的以臣盡力事君為“忠”的觀點得到普遍認可。例如所謂“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就體現了自覺維護君主利益的意向。進入高度集權的專製政治時代後，忠，成為每一個臣民都必須遵行的政治規範。
《國語·晉語一》記載晉人丕鄭關於“君”與“義”的關係的觀點：“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認為民之所以需要君，是為了“治義”，“君”的地位，在“義”之下。《管子·法法》也曾提出“令尊於君”的命題。《孟子·盡心下》甚至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然而自秦漢之後，就普遍的社會意識說來，君權已經居於至高無上的地位，君主形成了“仁而威”的全能人格。《太平禦覽》卷六二一引應璩《百一詩》：“茫茫九州內，莫非帝者民；民有忠信行，莫非帝者臣。”所謂“立天子以父天下”，“役天下以奉天子”的一人獨尊而萬姓仰止的政治格局已經牢不可破了。
2.長官迷信的影響
中國古代政治，是以各級官吏為統治骨幹的官僚政治。帝王“張官置吏，以理萬民”，或者“俊士充朝”，或者“長吏不賢”，官吏的品行才能，並不影響這種官僚政治對民眾實行全麵統治的權威性。
法律是統治階層禦民的工具，他們自己則不受其約束和製裁，這就是《禮記·曲禮上》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荀子·富國》也說：“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數製之。”可見兩個社會政治等級通行不同的行為規範，其違犯時的懲治方式也各自不同。
賈誼說：“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可知長官迷信與君主迷信存在著內在聯係，二者都是政治權力崇拜。《白虎通德論·五刑》說：“刑不上大夫何？尊大夫。”也說明長官崇拜的心理與長官的法律特權的關係。達到一定品級的官員可以不受司法機構和普通法律程序拘束。許多朝代的法律都規定司法機構不能擅自逮捕審問他們，除非得到皇帝的許可。漢代有“先請”之製，貴族及六百石以上官吏有罪，須先請方得逮捕審問。宋、明、清等朝都曾經有一定品級的官員犯罪須先奏聞取旨才許拘問的規定。清律規定，無論大小官員，所司皆須開具事實實封奏聞取旨，嚴禁擅自勾問。
雲夢睡虎地秦簡《日書》中，有關於“入官”的內容，如“入官吉”、“入官凶”、“入官有罪”、“入官必辱去”等等。類似內容，又見於年代稍早的天水放馬灘秦簡《日書》。《日書》，是當時人用以選擇時日吉凶的數術書，其中包容可以體現當時社會精神風貌的豐富的文化內涵。對於“入官”吉凶的關心，反映出平民對官吏的敬畏。
在統治機構內部，品級上下之間也有明顯的等級差異。《新書·服疑》說：
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佩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床席異，則器皿異，則食飲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
這20種“異”中，高下名號的差別導致的政治權力與事勢的不同是決定性的，其他衣食住行等等諸條件的不同隻不過是權力級差的表象。
在上下級之間，下級對上級隻能表現出尊崇和服從。上級長官不僅在處理行政事務時握有決策權，而且在利益競爭中永遠領先。在廉頗、藺相如的故事中有藺相如回避謙讓，出行時望見廉頗則“引車避匿”的情節。大約當時慣例，行車相遇，地位低下者理應避讓。陝西略陽靈崖寺宋代淳熙年間的石刻《儀製令》，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關於交通法規的實物資料，其中第一條就是“賤避貴”。
雲夢睡虎地秦簡《日書》中有標題為《吏》的內容，用以預卜每日不同時辰晉見上級官員的不同情形，有“見，有告聽”“見，請命許”以及“見，不說（悅）”、“見，有惡言”等不同境遇，也有“見，禺（遇）奴”、“見，得語”、“見，令複見之”的情形，由此可以看到小吏麵對長官戰戰兢兢、唯唯諾諾的謙卑之態。在這種倨傲以臨下，謙恭以奉上的政治風氣的作用下，造成了一道道橫裂的文化斷帶，政治權力一層層逐級淩逼，使低級吏員承受著最大的屈辱，人格的完整受到破壞。所謂“區區牛馬走，齪齪蟣虱臣”（陸遊詩），所謂“一為趨走吏，塵土不開顏”（白居易詩）等等，都表達出吏人在政治生活中悲苦酸辛的心理體驗。
3.政治萬能迷信的影響
政治建設優先於文化建設，政治改革引導著社會改革，政治操作取代了經濟操作……如此等等，在中國傳統的文化觀念中，政治的功用被誇大到萬能的地步。
朱熹說：“能使人興起者，聖人之心也；能遂其人之興起者，聖人之政事也。”又說：“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遵循正確的政治思想處理好政務，是天下事的大根本。因此，政治在社會生活中要體現出統率作用、先導作用。政治因此長久地居於“第一”的地位。
正是這種政治萬能迷信的熱風，煽起一代代文化人的政治參與激情。他們奮不顧身地投身宦海的動機，除了博取功名追求利祿之外，還在於確實認為隻有從事政治，方能救國、濟世、利民，推動文化發展這樣一種曆史誤解。
政治萬能迷信尤其突出地表現在承認君權至上合理的社會意識中。君主理所當然地具有超時空的無限的權力和職責。可是，君權的獨占性往往是倚恃軍事力量得以實現的。所謂“馬上得天下”，所謂“一條杆棒打下四百座軍州”等等，都說政權出自槍杆子幾成曆史常規。而君權的維護當然也必須依靠武力。正是這一因素的作用，使得中國傳統政治每每表現出軍事化的色彩。而政治權力對各個文化領域的統製和幹預，則一般帶有軍事強製的性質，因而往往是缺乏理性基礎的，用曆史主義的眼光看，其實質是反文化的。
政治萬能迷信對世世代代人們的生活道路也曾發生嚴重的影響，從而也作用於民族傳統心理素質的形成。大多數誌行超拔的人們，從一開始，就以政治家的風範自律，以政治家的成就自勵。政治理想成為其理想的全部，政治生活成為其生活的全部。如同在某個政治狂熱時代將政治思想“融化在血液中”的口號所體現的那樣，導致了一種精神的畸變。中國曆史上絕大多數文化精英都幾乎將生命的大部或全部輕擲，使其沉入漫流四野的政治洪波卻極少激起浪花，這實在是中國文化的悲劇。
《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說，謁者張釋之熟悉秦漢之間事，善言“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他曾經說：
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
秦專注吏政，甚至在推行文化統製政策時，曾宣布“以吏為師”。可是這種以苛急為基本特征的吏政，其實“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不過是一種既毫無人情又脫離世情的純政治的文牘遊戲，最終甚至成為導致秦亡的原因之一。嵇文甫先生曾經指出，“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這句話，“不僅指出秦朝的症結，並且道破了曆代官僚政治的通病。”追求萬能功用的政治，其實往往不過“是一種公文政治，是一種‘等因奉此’政治”，“總不免於‘徒文具’，總是缺乏‘惻隱之實’的”。
除了君主迷信、長官迷信、政治萬能迷信之外，中國傳統意識中同樣帶有濃重政治色彩的先祖迷信和聖賢迷信等等，也對社會文化形態產生著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對於中國封建政治迷信的不同形式及其特質，可以分別作專門的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