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時代，是中國曆史上社會生活節奏急促、民族精神格調高亢的英雄時代。這一時代的文化特點，是對先秦思想進行了總結。公元前134年，漢武帝劉徹策賢良文學之士，希望“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要求對天人關係、災異性命、古今之變等政治哲學和社會曆史的根本問題作出回答。董仲舒在《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中，以儒學為基幹，雜收陰陽家、黃老、法家思想，建立了以天人感應為理論基礎的政治思想體係。這一政治思想體係於是成為漢代的官方思想。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這樣論述“天命”對於政治權力的意義：
天者，百神之君也。（《郊義》）
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深察名號》）
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為人者天》）
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製禮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仁，通以己受之於天也。（《三代改製質文》）
董仲舒強調，“夫王者不可以不知天”，而天意達人，往往以災異形式先則譴告，繼而驚駭，終以殃咎懲治。《春秋繁露·必知且仁》：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異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
執政者必須通過災異認識、領會天意，以充滿“畏恐”之心的謹慎態度處理政務。
能夠體現天意責罰的最普遍的“殃咎”是水旱之災。這是因為水災和旱災直接影響農業收成，對於以農業為決定性經濟形式的古代國家來說，構成引致政治衰敗的關鍵性條件。
此外，又有言雨雪不時者，如《漢書·五行誌中之下》：
文帝四年六月，大雨雪。
景帝中六年三月，雨雪。
武帝元狩元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凍死。
元鼎二年三月，雪，平地厚五尺。
元鼎三年三月水冰，四月雨雪，關東十餘郡人相食。
元帝建昭二年十一月，齊楚地大雪，深五尺。
建昭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
陽朔四年四月，雨雪，燕雀死。
又有“隕霜”、“雨雹”、“蝗”、“螟”等天災，也都與一係列的政治變故相關聯。如：
平帝元始二年秋，蝗，遍天下。是時王莽秉政。
除了影響農作物產量的災變而外，當時人不能解釋其形成原因的日食、星變、地震、風雷等等，也都被看作上天垂戒，視為震驚人心的災異。
漢文帝二年（前178）十一月，發生了一次日食，漢文帝於是下詔說：
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災，以誡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讬於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汙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炤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仆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後元年，文帝又下詔說道：“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眾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動員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進行討論，“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左傳·宣公十六年》：“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災，《說文·火部》作“沍”。《左傳·宣公十五年》說：“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災，原本指不測之火，象征天力對人事的嚴重幹預，體現天帝對政治危機的明確警告。正如京房《易傳》所謂“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災，一般指宮廷及政府機構、宗廟建築的火災。《漢書·五行誌》記錄西漢時重大火災凡25次，都與政治變故相聯係。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遼東高廟及高園便殿相繼發生火災，董仲舒評論說，“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敝而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廟殿，猶災燔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罪在外者天災外，罪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任何政府行使政治權力時都必須具有自我抑製、自我調節的功能。在中國古代，天災可以說是迫使統治者自誡、自製的諸多重要因素之一。
當災異頻繁發生或災情嚴重時，除帝王有時沉痛自譴外，主政的高級官員也往往承擔責任，即所謂“推咎台衡，以答天眚”。漢明帝時，因為“日有食之，三公免冠自劾”。《後漢書·徐防傳》說，徐防永元十六年（104）拜為司徒，延平元年（106）遷太尉，安帝即位以定策封龍鄉侯，“其年以災異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災異策免，始自防也。”《通典·職官二·三公總敘》也說：“太尉公主天，司徒公主人，司空公主地，而分部九卿，蓋多以九卿為之，若天地災變，則皆策免，自太尉徐防始焉。”據說“後漢本製：日食、星流及大雨雹等災變者惟免太尉，自徐防為太尉，凡天地災變，三公皆免”。其實，漢時三公很早就以調和陰陽引為本職。漢宣帝時，丞相魏相曾上表自責：“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廣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漢元帝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皇帝以詔條責，丞相於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漢成帝時，薛宣任丞相，也因“變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空虛，百姓饑饉”受到皇帝責問，被斥令“不忍致君於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漢書·王莽傳中》也記載，天鳳元年（14）三月，大司馬曬並因日食免，天鳳三年（16）七月，大司馬陳茂因日食免。
地方行政長官有時也因災變受到處罰。漢成帝時，楊肜為琅邪太守，“其郡有災害十四”，受到丞相王商部屬按問，盡管大將軍王鳳托情告語：“災異天事，非人力所為”，仍被王商奏免。
帝王因天災而自譴的史例，僅漢代帝王臨日食而公開下詔自責者，史書中就有如下記載：
漢文帝二年（前178）詔：“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災，以誡不治。”“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孰大焉！”“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史記·孝文本紀》）
漢宣帝五鳳四年（前54）夏四月詔：“皇天見異，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稱也。”（《漢書·宣帝紀》）
漢元帝永光二年（前42）三月詔：“朕戰戰栗栗，夙夜思過失，不敢荒寧。惟陰陽不調，未燭其咎。婁敕公卿，日望有效。至今有司執政，未得其中，施與禁切，未合民心。暴猛之俗彌長，和睦之道日衰，百姓愁苦，靡所錯躬。是以氛邪歲增，侵犯太陽，正氣湛掩，日久奪光。乃壬戌，日有蝕之，天見大異，以戒朕躬。朕甚悼焉。”
永光四年（前40）六月詔：“蓋聞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則群生和樂，方外蒙澤。今朕晻於王道，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政令多還，民心未得，邪說空進，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緣奸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乃六月晦，日有蝕之。《詩》不雲乎？‘今此下民，亦孔之衰！’自今以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漢書·元帝紀》）
漢成帝建始三年（前30）冬十二月詔：“人君不德，謫見天地，災異屢發，以告不治。朕涉道日寡，舉錯不中，乃戊申日蝕地震，朕甚懼焉。公卿其各思朕過失，明白陳之。”
河平元年（前28）夏四月詔：“朕獲保宗廟，戰戰栗栗，未能奉稱。傳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則日為之蝕’。天著厥異，辜在朕躬。公卿大夫其勉悉心，以輔不逮。”
永始二年（前15）二月詔：“乃者，龍見於東萊，日有蝕之。天著變異，以顯朕郵，朕甚懼焉。公卿申敕百寮，深思天誡，有可省減便安百姓者，條奏。”
永始三年（前14）春正月己卯日有蝕之，詔曰：“天災仍重，朕甚懼焉。惟民之失職，臨遣大中大夫嘉等循行天下，存問耆老，民所疾苦。”（《漢書·成帝紀》）
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春正月詔：“乃正月朔，日有蝕之，厥咎不遠，在餘一人。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帥百寮，敦任仁人，黜遠殘賊，期於安民。陳朕之過失，無有所諱。”（《漢書·哀帝紀》）
據《後漢書》記載，東漢諸帝，又有光武帝建武六年（30）十月、建武七年（31）三月、同年四月，明帝永平三年（60）八月、永平七年（64）十月、永平十三年（70）十月，章帝建初五年（80）二月，和帝永元七年（95）四月，都曾經因日食而發布過內容大致類似的詔書。當時這些帝王究竟有多少“深自引咎”的真正誠意固然很難準確評論，但他們畢竟名正言順地得到了對政治秩序進行治理整頓的機會，通過這種自我修正的程序，政治統治可以進一步加強，而種種關於自身德與智的謙辭，其實都得到反而更有效地擴張其政治威望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