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麵，有些政治家又會利用對於“聖賢”的迷信，以仿效“聖賢”的“德行”來增益自己謀取政治權力的實力。中國古代最著名的篡臣王莽，據說就曾“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班固指責說，就是這個王莽，“滔天虐民，窮凶極惡”，“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從王莽的言行，可以看到當時中國政治的虛偽性，也可以體會到“聖賢”觀念的特殊功用。
三、“素王”：現世政治權力的侍從
古時以品格純樸、誌行高潔，以道德力量取得精神統治地位的“聖賢”稱為“素王”。
《史記·殷本紀》說，商湯時代，有一位名叫伊尹的著名高士，商湯派人五次聘迎，方才答允為商湯的政權服務，於是，為之“言素王及九主之事”。《索隱》：“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素王。”《史記會注考證》引中井積德說：“素王謂不居王位而有王德者。”《莊子·天道》：“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麵，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素王”指德行高尚而其身“處下”的精神權威。
長期以來，“素王”成為稱譽孔子的專用語彙。《淮南子·主術》說，孔子“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教道，以成素王”。《說苑·貴德》說，孔子以“德澤不洽，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恩施其惠，未嚐輟忘，是以百王尊之，誌士法焉”。王充也曾說，“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觀《春秋》以見王意”。《孔子家語·本姓解》記載齊太史子與對孔子的讚辭：“或者天將欲與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杜預《春秋左氏傳序》也說：“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
其實，所謂“素王”原本通指沒有實際政治權力的“聖賢”。《陔餘叢考》有“素王”條，其中指出，“蓋古來原有此語，謂聖人之窮而在下者耳。”《抱樸子·博喻》也以為：“是以立素王之業者，不必東魯之丘。”“素王”的境遇，可以部分體現在號稱最為注重倫理力量的古代中國，仍難以掩飾道德在權力麵前卑瑣窮酸的窘促之態。
除“素王”而外，古時還有“素臣”“素相”的說法。《論衡·超奇》：“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論衡·定賢》還讚譽漢代思想家桓譚：“然則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者也。”杜預在說到孔子“修《春秋》，立素王”之後，也稱“左丘明為素臣”。
“聖賢”雖不掌握政治權力卻依然受到尊崇，“聖賢”雖受到尊崇卻依然不能掌握政治權力。這是中國傳統政治的悖謬，然而也體現出中國傳統政治的神妙。
人們注意到，“聖賢”事跡及其學說的傳播，往往在政治秩序出現危機的時代。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成為先古“聖賢”“層累地”被誇大、抬高的一個關鍵原因。正在這時，以孔、孟、老、莊為代表的新的“聖賢”又應運而生。所謂“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體現出其人格相對獨立的特點。然而當時“聖賢”們提出的主張，又表現出極強的政治參與意識。司馬談曾經指出：“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種種異論，都歸結為謀求政治的成功。《荀子·非十二子》曾批評名家“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也說陰陽家“閎大不經”。但是，可以肯定他們也極強烈地要求將其學說落實在政治生活實踐中。因而鄒衍的學說“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劉向《別錄》也說名家“論堅白同異，以為可以治天下”。當時知識界有所謂“枉‘道’而事人”，“枉‘道’而從彼”的情形，即所謂以“道”來遷就、順應和配合政治權勢，讓“聖賢”的主張盡可能直接地為政治權勢服務。
朱熹曾經論述所謂“聖賢”“有為”：“聖人無有不可為之事，隻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聖人無不可為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苟可以仕則仕，至不可處便止。如今時節，台諫固不可做，州縣也自做得。到得居位守職，卻教自家枉道廢法，雖一簿尉也做不得，便著去位。”朱熹甚至談到“聖賢”具體的仕用：
“孔子若用，顏子亦須出來做他次一等人。如孔子做宰相，顏子便做參政。”
“龜山謂：‘孔子如知州，孟子如通判權州’，也是如此。通判權州，畢竟是別人事，須著些力去做，始得。”
不過，雖然“聖賢”“猶欲有為”，卻往往始終“權柄不入手”。我們看儒家公認的“聖賢”，堯舜禹湯，周文周武，是先世聖王，周公亦得攝政，孔子以後，則每況愈下，“聖賢”們多不為世所用，往往隻能遊曆山野，隱居蓬門，正如同一位朱熹所說的：
聖人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然勢不到他做，亦做不得。
這個“勢”，其實暗示著中國政治的強戾與陰鷙。從曆史上看，峨冠博帶的“聖賢”們的事跡及其理論，不過是強權的偽飾，是暴政的華衣。從實質上說，“聖賢”的光榮，其實是與政治實踐並不直接相幹的虛幻之光。
魯迅曾經深刻地揭示“聖賢”與“權勢者們”的關係。他指出，“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們或想做權勢者們的聖人”，“種種的權勢者便用種種的白粉來給他化妝，一直抬到嚇人的高度。”“然而對於聖廟，那些權勢者也不過一時的熱心。因為尊孔的時候已經懷著別樣的目的，所以目的一達，這器具就無用，如果不達呢，那可更加無用了。”其實，從本質上說，“聖賢”始終是“為權臣所輕蔑”的。
王莽在取得最高政治權力之前，是一典型的循循儒雅，言行無不以“聖賢”為典範。據說“折節行仁，克心履禮，拂世矯俗，確然特立；惡衣惡食，陋車駑馬，妃匹無二，閨門之內，孝友之德，眾莫不聞；清靜樂道，溫良下士，惠於故舊，篤於師友”，張竦為大司徒司直陳崇草奏章，稱頌王莽功德，一一與“聖賢”言行相比照：
……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公之謂矣。
……周公誅管蔡，季子鴆叔牙，公之謂矣。
……《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國”，公之謂矣。
……《詩》雲：“人之雲亡，邦國殄聽”，公之謂矣。
……《詩》雲：“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孔子曰：“敏則有功”，公之謂矣。
……《書》曰：“知人則哲”，公之謂也。
……傳曰申包胥不受存楚之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公之謂也。
……《書》曰：“舜讓於德不嗣”，公之謂矣。
……《詩》雲：“溫溫恭人，如集於木”，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公之謂矣。
……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魯公儀子不茹園葵，公之謂矣。
……《詩》雲：“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公之謂矣。
……《書》曰：“納於大麓，列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
隨即群臣百姓紛紛上書，將王莽與“殷之伊尹，周之周公”相比擬，以為“至德大賢”。然而王莽掌握最高政治權力之後，就開始推行苛暴之政，追慕“聖賢”的假麵被事實撕破，一時“天下愈愁”，“民窮，悉起為盜賊”，王莽最終歸於“滅亡”，為“聖王”所“驅除”。
從王莽的政治道路，也可以看到“聖賢”觀念隻能服從於政治權力，隻能服務於政治權力的曆史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