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王軌，製為九秩。君執常道，臣有定職。各有攸司，非用不慝。
傅玄：《吏部尚書箴》
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一書中論述“不平等的進展”時曾經指出：
法律和私有財產權的設定是不平等的第一階段；官職的設置是第二階段；而第三階段，也就是最末一個階段，是合法的權力變成專製的權力。
而第三個時期所認可的狀態，是“主人和奴隸的狀態”，這一狀態“乃是不平等的頂點”。
《左傳·昭公七年》說，“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妳，妳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這裏所說的“臣”，指統屬、役使。人格等次的高下，決定於政治權力的級差。“禮尊貴貴，不得相逾，所以為禮也。”至於“相貴以等，相姅以貨，相賂以利”，以致“天下之禮亂矣”，則是正常政治秩序被打破時的非常情形。
曆代穩定的政製，都特別注重所謂“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形成“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的等級次序。《左傳·桓公二年》：
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
因此“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漢書·遊俠傳》援引以上這段話之後，指出：“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賈誼在那篇毛澤東稱之為“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的《治安策》中，也曾經提出關於專製政體等級基礎的理論：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製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如此，“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
由極端的專製所體現的政治上的“不平等的頂點”，使得政治結構位列繁複，“等級分明”，於是君權“高者難攀”，“尊不可及”。
千百年來，因這種等級製政體而產生，同時又促使這種等級製政體進一步強化的政治意識形成了一種沉重的傳統，這就是“群臣”與“眾庶”的“順”的觀念，也就是形成所謂“守職奉上之義”的出自內心的對尊上的崇拜，對權力的迷信。
一、權力金字塔的構成
文明初期，社會經曆了政治秩序初步完善的過程，《尚書·呂刑》這樣描述當時的曆史：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於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於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後之逮在下，明明壞常，鰥寡無蓋。
民人相欺，社會紛亂，信義淪喪，盟誓也往往被背棄。蚩尤以嚴刑鎮壓民眾，民眾向上帝申訴無辜受罰的冤屈。上帝了解到蚩尤不用德政、濫施刑罰的情形，同情民眾的不幸，也用嚴酷的手段懲治蚩尤的暴行，取締擾亂秩序的苗民，又命重黎“絕地天通”。此後曆代帝王也都意識到以往弊政之害，於是政治清明，連鰥寡孤獨也不再有憂患。
對於所謂“絕地天通”，曾經有各種不同的理解。《山海經·大荒西經》說：“帝令重獻上天，令黎邛下地。”《國語·楚語下》錄觀射夫語：“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複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又說：“其後，三苗複九黎之德，堯複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複典之。以至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寵神其主，以取威於民，曰：‘重寔上天，黎寔下地。’”《山海經》所謂“獻”“邛”，可據韋昭注《國語·楚語下》“重寔上天，黎寔下地”所謂“重能舉上天，黎能抑下地，令相遠，故不複通也”得到解釋。“邛”當作“卬（抑）”。
顯然，令民“無相侵瀆”，而終於導致“明明棐常”的政治新秩序的建立，是通過“絕地天通”，即某種社會集團被“舉上天”，而某種社會集團被“抑下地”這類分化過程而實現的。可能正是經過這一過程，開始了統治階層與被統治的民眾之間“相遠”而“不複通”的曆史。夏商周各代，均以重黎氏作為政治安定的旗幟“以取威於民”，是頗能發人深省的。《尚書·呂刑》不以重黎為二人。《國語·楚語下》也說：“故重黎氏世敘天地。”《史記·太史公自序》：“故重黎氏世序天地。”有的學者曾經指出，匈奴謂天為“撐犁”，應當也與“重黎”有關。“重黎”這一神話形象，實際上是早期政治權力的象征。
按照龔自珍的見解，“人之初，天下通，人上通，旦上天，夕上天，天與人，旦有語，夕有語”。當時或以為“民將能登天”，“民神雜糅，不可方物”。所謂“絕”“通”，所謂“世敘天地”或者“世序天地”，都說明以某種分化隔絕為特征的新的政治體製，取代了遠古“民神雜糅”，權威觀念淡薄的軍事民主製度。
賈誼在《治安策》中說，君臣上下等級之形成，“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以此而“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帝王之尊猶如殿堂，群臣好比台階，而眾庶如地。台階層次越多，就距離地麵越遠，殿堂於是高偉。相反如若沒有台階，殿堂靠近地麵，則勢必低卑。而“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於是帝王“製為等列”，以求“尊不可及”。
在基本可以反映先秦官製的《周禮》一書中，中央政府的官吏徒屬為2.4萬餘人。秦漢時代大一統的專製主義帝國建立之後，官僚製度進一步健全起來。漢初，儒士叔孫通導演諸侯群臣試習朝儀，使漢高祖劉邦由等次的嚴明意識到皇權的尊貴，史籍中這樣寫道：
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誌。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向）；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向）。大行設九賓，臚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複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禦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嘩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劉邦“乃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尊卑等次明確的官僚製度以及由此產生的低卑者對尊貴者的“振恐肅敬”，托舉起至高無上的皇帝的權威。隨著中央集權的不斷強化，官吏這一統治階層也有逐漸擴大的趨勢。據《漢書·百官公卿表上》，西漢王朝“吏員自佐史至丞相，十二萬二百八十五人”，這已經超過西漢人口59594978人的0.2%。這一數字，自然還不包括地方基層政權的公務人員。漢墓壁畫中標誌人物身份的題榜多見所謂“食太倉粟”。“食太倉粟”者，是列入國家編製的正式官吏，此外，還有大量更為眾多的低級行政人員，如地位相當於《周禮·地官司徒》中“鄉大夫”“黨正”“閭胥”“裏宰”一類的鄉、亭、裏的長官。《漢書·百官公卿表上》：“大率十裏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遊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遊徼徼循禁賊盜。”《續漢書·百官誌五》說，裏的首長，稱作“裏魁”。漢印中多有“某某裏唯”印，有的學者指出“裏唯”即“裏魁”，可見這些不“食太倉粟”的行政人員也是肩負某種政治責任的專製政治的基礎力量。
在中國封建時代，官製往往“交侵紛亂”，初則可以精密簡易，終而不免繁而益冗。
《新唐書·百官誌一》說：
初，太宗省內外官，定製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材，足矣。”然是時已有員外置，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製。又有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則罷，或遂置而不廢。其名類繁多，莫能遍舉。自中世已後，盜起兵興，又有軍功之官，遂不勝其濫矣。
宋王朝在集中權力的同時，官僚機構變得空前龐大。宋太宗時，一科進士可以多到三四百人，諸科多到七八百人；三班院（供奉官，左、右殿直，合為三班）最初吏員不到300人，真宗時10數倍於初，達4200餘人，仁宗時又2倍於真宗，達到1.1萬餘人。地方州縣官吏也可以額外暴增，仁宗時，宋祁上疏說，“今天下有定官，無限員”，因此“州縣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真宗時，一次裁減各路的冗官，就多達195500多人。沒有裁減的，當然更多。而真宗以後，冗官繼續增溢，當時就有人指出：“自古濫官，未有如此之多！”
中國封建官製的另一突出特點，是等級的紛繁。
《宋史·職官誌一》說，當時“凡文階官之等三十，武選官之等五十有六，幕職、州縣官之等七，散官之等九，皆以左右高下分屬於四選。”《明史·職官誌一》說，明代“凡文官之品九，品有正從，為級一十八。不及九品曰未入流”。又“文之散階四十有二，以曆考為差”。皇帝還可以隨時增設官職，或者根椐政治需要，削減或增益官吏法定的職權。即使在常規下，官吏的選試、擬注、資任、敘複、升移、蔭補、酬賞、封贈等等，也是極其繁重又極其複雜的行政工作，吏部所以在六部中位列第一。
以官僚體製為基本結構，形成了帝王居其頂端君臨天下，而百官僚佐作為緊密疊砌的基石，萬民則“莫不虛心而仰上”的政治權力的金字塔。
二、役天下以奉天子
漢桓帝延熹年間，曾遊幸竟陵，過雲夢而臨沔水，車列浩蕩，百姓無不圍觀，隻有一位老者獨自耕作，依舊無動於衷。尚書郎張溫深感驚異，派人問道：“人人都來觀看，隻有您不輟耕作，這是為什麼呢？”老人笑而不答。張溫於是下車，步行百步，親自前往詢問。老者答道：
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
張溫於是深自慚愧，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這位“漢陰老父”不僅公開指責帝王“勞人自縱，逸遊無忌”的行為，提出“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這種對君權無上的懷疑，而且以“獨耕不輟”的行動，表露出對普遍的皇權崇拜的輕蔑。
《禮記·曲禮下》說：“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詩·周頌·雍》描述祭祀場麵：“有親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諸侯臣子“雍雍”“肅肅”，謙和虔敬，而“天子穆穆”，端重威嚴，其實又是中國古代理想的政治秩序的寫照。《禮記·曲禮下》也說：“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鄭氏注：“皆行容止之貌也。”“凡行容，尊者體盤，卑者體蹙。”孔穎達疏：“雲‘天子穆穆’者，威儀多貌也。天子尊重，故行止威儀多也。”《荀子·正論》說，天子“昇（勢）至重”而“尊無上”。《淮南子·主術》也說，天子“坦然南麵而王天下”，“可謂至貴矣”。《帝王世紀》說，“天子，至尊之定名也，應神受命，為天所子，故謂之天子。”皇帝號稱天子，置身於“天命”迷信織成的金傘之下，成為代表最高政治權力的“至重”、“至貴”、“至尊”的“予一人”，站立到權力金字塔的頂端。所謂“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逾次行”，這種層次分明的等級秩序，就是中國傳統的超穩定的政治結構的基礎。然而同時，它又為阻礙中國政治的進步，套上了一重重沉重的鎖鏈。
秦始皇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即所謂“尊號大成”之後，就自稱：“皇帝臨位，作製明法，臣下修飭”，“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以皇帝為最高主宰的這種權力分配製度，開始了中國專製政治的曆史。熊十力1951年5月22日致梁漱溟的信中所說到的“秦後二三千年，隻有夷化、盜化、奴化三化，何足言文化，此宜替曆史揭發，永為來者之戒”，意義或許正在於此。皇帝絕對專權的政治製度的建立，使中國政治從此落下沉重的黑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