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
杜牧：《阿房宮賦》
在對中國文化史的進程進行回顧時，除了中國人在精神方麵和物質方麵對人類文化作出的許許多多具體貢獻之外，最令人們自豪的，可能就是中國“大一統”的政治格局了。
雖然有所謂“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說法，但是從中國曆史文化的總體趨勢看，多數政論文字所體現的政治理想和政治願望，似乎依然是以統一為主要傾向。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實現統一之後，到辛亥革命的2132年間，雖然曆朝往往多有動亂和割據，但相對穩定的社會局麵和相對統一的政治形態往往被看作文明進步的基本條件。曆史上的所謂“盛世”，都是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王朝在漢文化的主要區域有效地行使著行政權。
中華民族文化的許多成就，看起來都是同這種“大一統”的政體相聯係的。
於是，人們多從積極的方麵認識這種政治形式存在的意義。甚至可以認為，隻要是“統一”，就必然順應了曆史發展的趨勢；隻要是所謂“分裂”“割據”，就必然背離了曆史前進的方向。這種對於古代“大一統”政局的肯定，如同史書中記載的當時這種“大一統”的締造者們的自我讚辭一樣，幾乎也是“天下翕然，一口頌歌”。
“天下歸於一統”的政治結構是與“大政出於一元”的政治觀念相一致的。以此作為設計原則的政治實踐，兩千年來演示出中央集權不斷強化、專製政體日益完備的曆史。有些相當普及的曆史教科書甚至用這樣的線條描畫出政治史的軌跡：
統一的封建專製主義中央集權國家的建立→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鞏固發展→（社會動亂）→封建中央集權製國家的再建→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加強→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進一步加強
似乎由此可以體現政治製度的進步。
可是，讀者顯然不可能永遠輕信這種對中國政治進程的簡單化的解釋。
當人們清醒地回顧曆史，就可以發現，這條漫長而曲折的大河，有迅流與深峽，也有沙渚與回灣，每一河段，又都有順依山形地勢的合理性。從曆史事實出發，我們可以說，對“大一統”的盲目崇尚和對一元化集權體製的盲目推重，其盲點，也在於傳統的政治迷信。
一、同一治而明一統
對於夏文化的內涵，學術界目前存在多種不同的意見，但大致都認為，中國曆史上最早的以“夏”命名的國家，其實隻是以一個活動於黃河中遊地區的部族為主體的文化共同體。商文化的影響北至大漠邊緣，南至長江以南，周邊各方國都受到其影響，然而商王直接統屬的地區，依然隻限於黃河中遊。周王朝據說進行了“一統天下”的事業，然而事實上周王室與各諸侯國的關係相當鬆散，隨著宗法製度的逐漸崩壞，又出現了“諸侯多畔（叛）王命”的局麵。
正是在割據與動亂最劇的春秋戰國時期，向往與要求“大一統”的呼聲最高。
《論語·憲問》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呂氏春秋·貴信》也說到管仲輔佐齊桓公實現了所謂“九合之而合，一匡之而聽”。《新序·雜事》也讚頌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為五伯長”。《墨子》中則又有“一同天下”的說法。《尚同中》：“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又如《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且昔天子之地圻，列國一同。”《易·係辭下》還曾提出天下“一致”的說法。同樣的意思，後來在《淮南子·主術》中被表述為“天下一齊”，“天下一俗”。
《公羊傳·隱公元年》提出了“大一統”的政治主張：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何休解釋說：“雲政教之始。”徐彥《疏》：“令萬物無不一一皆奉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也。”
孟子見梁襄王，梁襄王問：“天下惡乎定？”對曰：“定於一。”天下怎樣才能安定呢？孟子回答：“天下歸於一統，就會安定。”《荀子·王製》提出理想的政治形態，是“四海之內若一家”，“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也”，“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天王非其人也。”“夫堯舜者，一天下也”，令天下一統，是聖王之聖事。荀子還說，“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儒學的政治理想，已經是輔佐人主實現“一天下”的偉業了。《韓非子》中，更明確提出“霸天下”、“製天下”“治天下”、“王天下”、“一匡天下”、“強匡天下”、“兼有天下”皕瑏瑠的政治要求。“天下一力以共載之”皕瑏瑡，幾乎成為政治家們共同的理想。《呂氏春秋·謹聽》說，“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強者勝弱，眾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呂氏春秋·喻大》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指出“凡謀物之成也，必由廣大眾多長久”，“定賤小在於貴大”，鼓吹有識者當進說“王術”，輔佐王者“以安天下”。
秦始皇兼並六國，建立起規模空前的中央集權的專製主義帝國，開創了曆史的新紀元。“天下大定”，群臣“議帝號”時說：
昔者五帝地方千裏，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製。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嚐有，五帝所不及。
在討論封建諸子之議時，廷尉李斯又指出：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製。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
秦始皇以為“廷尉議是”，決定以郡縣製度維護這種高度“一統”的政治局麵。
曆史發展有時表現出“近似於螺旋的曲線”的特征，經過西漢初年不得不分封諸侯的曆史回旋，到漢武帝時代，“大一統”政治進入了更高級的階段。漢武帝行“推恩令”，又“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並以種種罪名奪爵削地，削減可能割據分權的政治力量，還竭力打擊“強宗豪右”，加強了中央政權對地方的控製。
為了適應新時代的政治形勢，董仲舒對儒學進行了積極的修正與改造。這一工程的基本特點之一，就是使儒學可以為“大一統”政治進行理性的說明。
建元元年（前140），剛剛即位，年僅16歲的漢武帝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書麵方式和他們討論古今治道，應對者百餘人。廣川儒士董仲舒以“賢良”身份從容對策，以他的政治思想影響了中國曆史。董仲舒指出：
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
他認為，尋求治道，應當認識其中的規律，並借《春秋》中“春王正月”語闡述自己的政治觀：“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雲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治道之奧秘全在於天：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
然而他認為“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應當適當調整自己的政治方針。
至於具體的政治原則，他提出了令天下歸結為“大一統”的專製主義秩序的主張：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顏師古為這段話作注時指出：“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
顯然，為漢武帝欣賞的董仲舒的“一統”觀，較秦始皇、李斯的“一統”觀又前進了一大步。
自漢武帝、董仲舒之後，“大一統”已經成為國家政治結構的定式；“大一統”觀念，已經成為世代不移的正統的政治思想。
新莽末年，各地義軍紛起。隗囂為當地豪強擁立，割據天水、隴西。他曾與避難往從的班彪討論天下形勢，問道：“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複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天下大勢，是重新出現戰國並立的局麵，還是由某人繼承漢家帝運，維持一統呢？班彪回答說，戰國並立，是由於周人分封，“本根既微，枝葉強大”，而“漢承秦製，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王莽竊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所以“十餘年間，中外搔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鹹稱劉氏，不謀同辭”。隗囂雖然不相信“漢家複興”的預言，但承認班彪“言周、漢之勢可也”，天下終將歸於一統，可能已經是政治活動家們共同的信念了。
東漢政權衰亡，魏、蜀、吳呈鼎足之勢三分天下。然而這三個政治集團都以“大一統”為口號，自稱正統，力爭在統一戰爭中取得政治優勢。曹氏集團曾“挾天子以令諸侯”，以“平天下”為己任，曹操自稱“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曹丕代漢自立後，仍以“保大定功，海內為一”作為政治目標。諸葛亮更是始終不渝地以“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複漢室，還於舊都”作為自己的“職分”。孫吳集團也以“普天一統”作為政治號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