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大一統”為絕對的正統，而視分治、割據為絕對的悖逆的這種嚴格說來也屬於迷信意識的政治觀念的形成，與曆史上各地區經濟交流與文化融合的發展有關，與有些學者所指出的中華民族的“內聚力”有關，然而也與政治家們對最高政治權力的渴求有關。
漢宣帝時，諫大夫王吉上疏曾說道：“《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由此則可以“明王製”。蔡邕在《明堂論》中說：“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由來，明一統也”，而“聖人南麵而聽天下，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有了“大一統”的政治，才有君主至高無上的權位。陸賈在《新語·懷慮》中更明確地說明了政治權力與“大一統”之間的關係：
舉一事而天下從，出一政而諸侯靡。故聖人執一政以繩百姓，持一槩以等萬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統也。
在“大一統”的形勢下，可以實現最高程度的專權。
當然，從另一方麵來說，高度的集權也有利於強化“大一統”政治，有利於實現《禮記·樂記》所謂“政以一其行”，《荀子·議兵》所謂“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新語·明誡》所謂“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惡，一風俗”。
二、聖人治國，審一而已
《說文·一部》：“一，惟初大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值得注意的是，在先秦兩漢各派政治哲學的經典著作中，大多都十分重視“一”的意義。
《老子》42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莊子·天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通於一而萬事畢。”又《知北遊》：“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管子·幼官》：“必明其一。”《列子·天瑞》：“一者，形變之始也。”《淮南子·原道》：“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
可能還是董仲舒較為明確地闡述了這種政治觀的內涵：
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聖德而皆徠臣，諸物之福，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這種“一元”政治觀，所謀求的，已經不僅僅是地域行政權的“一統”，而是要實現包括思想、學術在內的整個文化體係的“一元”化，人君“正心”，然後“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正四方”，“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讓全民的思想統一到一個人的思想上來，從而導致“天地之間”“大豐美”，“四海之內”“皆徠臣”，最終實現最理想的“王道”。
其實，這種政治思想在“大一統”政治的規劃和建設時期已經初步產生。
《荀子·王製》中說：“‘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荀子主張“以一行萬”，“一”的原則應當貫徹到一切政治行為與政治秩序中，“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貴賤、殺生、與奪一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如此，則可以實現“四海之內若一家”的理想的政治局麵。
《商君書·賞刑》：“聖人治國也，審一而已矣。”治國之要術，在於真正貫徹“一”的原則。“聖人之為國也，一賞，一刑，一教。一賞則兵無敵；一刑則令行；一教則下聽上。”
《韓非子》中也提出“聖人執一以靜”，“用一之道”，“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的主張。並且認為：
夫國之所以強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
種種強調“一”的政治論說，其實最終均服務於君主的專權。
《呂氏春秋》有《執一》篇，其中寫道：
王者執一，而為萬物正。軍必有將，所以一之也；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摶（專）之也。一則治，兩則亂。今禦驪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閭者，不一也。
要求得“正”，求得“治”，必須“執一”而“專之”。同書又有《不二》篇，同樣強調“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認為：“夫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聖人矣乎！”誰能夠保證政治的一律，使民眾盡為所用，誰就是實現天下大治的“聖人”。
為大一統的專製政治規定“一”這種基本原則的論述，多出自法家著作中。董仲舒在他的儒學改造工程中吸取了這一因素，將其與對《公羊傳》“春王正月”語的神學解釋相糅合，使儒學政治原理適應了高度集權的專製主義政治體製的需要。
這種政治原則在實踐中的推行，使得政治權力表現出對於整個社會文化的空前強大的影響力，它瓦解了古老的家族關係，消除著傳統的地方主義觀念，它創造了諸如長城、馳道、大規模灌溉係統、徭役組織製度以及大軍團遠征等曆史奇跡，在它的旗幟下，中央帝國的政治影響不斷向周邊拓展，區域文化的封閉與隔絕日益成為不可能。
由於“大一統”事業的重重阻力，其推行者不得不通過軍事集權的方式謀求成功，於是，“一元”政治觀成為他們習用的法寶。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李斯肯定秦始皇實現統一後建立的專製主義秩序：“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他認為，“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建議燒詩書，禁以古非今，以保證輿論一律。侯生與盧生相與謀時，也說到當今“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趙高也曾經對秦二世說，“先帝臨製天下”，“群臣不敢為非，進邪說”。
法家學派的思想家們在最初勾畫其理想政治的藍圖時，曾經認為“一”的基礎應當是“法”。《韓非子·五蠹》說：“法莫如一。”《呂氏春秋·不二》說：“同法令所以一心也。”然而在具體的政治實踐中，常常導致以“一人之心”控馭“千萬人之心”，即完全以帝王意誌實行思想統一的情形。即使按照某些人的說法，秦王朝的統治不過是法家政治思想的一次失敗的社會實驗，但仍然不能否認中國古代兩千年曆史所提供的經驗——“大一統”體製加上一元化集權形式，常常會導向最嚴酷的黑暗政治。
“一元”政治觀影響最為久遠的原則，是對思想統一的追求。《韓非子·顯學》說，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皆為“愚誣之學、雜反之行”，“雜反之行，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以為兼聽異學，必然導致混亂。《呂氏春秋·不二》也說：“聽群眾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這是因為“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等等，各持一見，如果兼聽並行，必然導致危亂，所以治國者不得二其說而必同其法也，這就是所謂“不二”。自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之後，這種文化專製主義在輿論控製、政令宣傳、社會教化、教育管理、文字監禁、藝術統製等各個方麵有更突出的體現。人們似乎還感覺到，愈是有效地實踐“大一統”政治原則的王朝，對於這種“一元”與“不二”的政策的貫徹也往往愈為徹底。
但是，人們如果打破對“一元”政治必然合理的迷信，從曆史的總趨勢觀察，就可以發現，強令思想絕對一致，強令輿論絕對一律，並且必須統一到“王者”的“一元”那裏，毫無疑問是弊政的表現。
三、關於大一統集權政治的合理度
“大一統”政治和“一元”的集權政治作為曆史的存在當然有其不容否認的合理性。
“大一統”的實現一般標誌著戰亂紛爭的終結，安定和平有益於文明的進步，而交往活動衝破地區之間的屏藩，也可以促進經濟、文化的發展。但是，統一國家的疆域規模和集權的程度在不同的曆史條件下應當有不同的合理度。例如，對於所謂“大一統”來說，就必然與當時的人口數量、經濟狀況、文化水平、交通條件等等密切相關。究竟在什麼樣的背景下，能夠實現什麼樣規模的統一，這種統一又有利於推進曆史的發展，其中應當是有一定的規律性可以探尋的。這或許可以作為政治學者和曆史學者認真討論的課題。而我們在這裏隻是想指出，以往流行的那種認為無論在什麼條件下，都是“大一統”為好，統一的規模越大越好；以及無論在什麼條件下，都是集權為好，集權的程度越高越好的觀念，也是一種應當破除的政治迷信。
我們可以從幾個方麵舉出曆史事實。
事實1：大一統集權政治強化時經濟文化發展也會出現停滯乃至倒退
人們首先會想到秦代和隋代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