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終於一一翦滅六國，完成了統一，於是“履至尊而製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建立起大一統的專製主義帝國，並且“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鹹陽，銷鋒鑄況，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而人們看到，隨著大一統集權政治的強化，導致了文化的荒蕪和經濟的崩潰。特別是兵事與徭役的頻繁，終於引起了空前規模的社會大動亂。秦始皇“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裏，暴兵露師常數十萬”，“又使尉佗逾五嶺攻百越”，“又使天下蜚芻挽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秦政權表現出空前強有力的行政組織能力，“為馳道於天下”，建設了以全國為規模的交通道路網，“起鹹陽以西至雍，離宮三百”，“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裏，南北千步。”“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據估計，秦時可統計的人口大約有2000萬，而每年征發徭役竟多達300萬人，以一家五口計，所餘從事正常生產的丁壯已極其有限。所以，漢代人說，秦始皇“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群盜滿山”。高度強化的大一統集權政治，導致了經濟的崩潰，經濟崩潰又促使政權走向覆滅。大一統的專製主義的秦帝國僅僅存在了15年。
自東漢末年的社會動亂起，連續戰亂紛爭大約370年（其間有西晉王朝短暫的統一）之後，公元589年，隋滅陳，再次建成了大一統的帝國。隋朝統治者曾經進行一係列的政治改革，使中央集權得到進一步的加強。例如，隋確立了三省六部製度，地方職官則實行州、縣兩級製，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製，地方官吏都由中央任命，“六品以下官吏，鹹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複辟署矣。”隋朝還將軍事統率權集中到中央來，通過對府兵製的改革，使統治中樞的政治權力進一步上升。隋文帝廢九品中正製，“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科舉製的創建，將選舉權力集中到吏部，削弱了地方士族的勢力。然而，在大一統事業得到突出進展的另一麵，是社會經濟在得到一定發展之後又遭受慘重破壞。隋營建東都，每月役使200萬人，死者大半。《隋書·食貨誌》說：“東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斃者十四五焉。每月載死丁東至城皋，北至河陽，車相望於道。”修築長城、開通運河的工程也耗費了無盡的民力，開永濟渠時，丁男不足，不得不征調婦人。為了把至於極致的政治強權推展到域外，又發動了遠征高麗的戰爭。當時，在東萊海口造船的役丁“晝夜立於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無不生蛆，死者十三四”。轉運軍需物資的民夫“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填咽於道，晝夜不絕，死者相枕，臭穢盈路，天下騷動”。沉重的徭役負擔，使農業經濟受到嚴重破壞，一時“耕稼失時，田疇多荒”，“黃河之北，則千裏無煙；江淮之間，則鞠為茂草”。隋王朝的統治，終於被農民大起義推翻了。時距滅陳戰爭的勝利，僅僅才29年。
事實2：大一統集權政治的衰微未必對於經濟文化的進步有決定性的影響
西漢中期的漢武帝時代，大一統集權政治得到進一步加強。漢帝國通過武力擴張表現出空前的強盛，一時南越歸服，夜郎入朝，朝鮮置郡，匈奴俯首。漢武帝嚴厲打擊地方割據勢力，使各地王侯封土而不治民，又限製丞相的權力，親自過問一切政事，令九卿不通過丞相而直接奏事，並且提拔一批中下層官員作為高級侍從和助手，於是朝宮中出現中朝（又稱內朝）和外朝之分。由尚書、中書、侍中等構成的中朝成為真正的決策核心，而以丞相為首的外朝，則逐漸成為執行一般政務的機構了。漢武帝時代大一統集權政治的發展，卻未能保證當時經濟、文化的同步發展。長期的興師暴眾和嚴刑峻法，特別是在經濟領域中推行的加強集權的種種措施，如改革幣製、鹽鐵官營以及均輸平準等等，導致民間財力的匱乏，中央政府也終於麵臨嚴重的財政危機，漢武帝甚至不得不采用“算緡”“告緡”等粗暴的掠奪式方式來緩和危機，“府庫並虛”“縣官大空”的情形雖然暫時有所緩解，但社會經濟卻受到嚴重的破壞，“富者空減，貧者稱貸，是以民年急而歲促”。漢武帝征和四年（前89）67歲時，終於頒布了被史家譽為“仁聖之所悔”的輪台詔，深陳既往之悔，決意思富養民，宣布將政策方針轉變為“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才扭轉了危亡之局，使西漢王朝的統治得以延續近百年之久。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文化專製方麵，也是一位“始作俑者”。司馬光說，“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從人才吸引的趨勢看，文化發展導向的偏畸也是顯而易見的。
然而，在西漢王朝昭宣時代直到一般認為中央集權削弱，“權柄外移”，“奸臣萌亂”的元成哀平之世，“中外殫微，本末俱弱”，帝王“不為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可是據史書記載，“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成帝時，天下亡兵革之事，號為安樂”，哀帝時，“宮室苑囿府庫之臧已侈，百姓訾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王莽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為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特別是在西漢末年，中央政府控製的戶口數字達到頂峰，而戶口是標誌封建王朝經濟實力的主要指數。可見，當時雖然大一統集權政治出現危機，可是經濟文化的發展仍明顯呈現上升的趨勢。
類似的事例，曆史上還有許多。
事實3：分裂割據時期地方經濟文化的發展最突出的史例是江南的開發與發展。
在司馬遷筆下，江南地區是經濟文化相當落後的地區。《史記·貨殖列傳》說，“江南卑濕，丈夫早夭”，“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昇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啙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吳王劉濞在其短暫割據的時期，曾利用資源的優勢，據豫章郡銅山鑄錢，煮海水為鹽，於是“積金錢”，“聚穀食”，“國用富饒”。然而吳楚七國之亂被平定，王國的基本政治權力又收歸中央政府之後，這一發展的勢頭沒有能夠延續。以《史記·貨殖列傳》和《漢書·地理誌》中的材料相對照，可以看到《漢書》的記載幾乎是重複《史記》，似乎司馬遷對江南經濟文化的描述，到了班固所處的時代並沒有顯著的改變。江南地區經濟文化的真正躍進發生於六朝時期。當時的割據政權在政治上采取偏安東南的守勢，並不全力謀求“大一統”帝國的營建，往往被正統政治論者視為卑瑣懦鈍。然而江南經濟文化正是在這種政治條件下得到了發展，“良疇美柘，畦畎相望，連宇高甍，阡陌如繡”，江南已經逐漸成為全國經濟最發達、財富最豐盈的地方了，全國的經濟重心，完成了由北方向南方的轉移。隋滅陳統一南北之後，開始開鑿貫通南北的大運河，就是要依仗江南的經濟實力以維護北方的中央政權。唐代各地對朝廷的經濟貢獻，有“揚一益二”的說法，即以揚州為第一。當時人說，“當今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江南經濟又受到大一統集權政治的摧殘性掠奪。杜甫《後出塞》詩：“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描寫了運河水運對於大唐帝國的支持作用。唐代詩人李敬方有這樣的詩句：“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為害亦相和。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脂膏是此河。”大一統政權使東南富足之地受到“取盡脂膏”的損害。江南經濟文化的又一次突出發展，是在五代十國時期的割據政權吳、南唐、吳越、南漢、閩、楚、南平等國治下。
所謂“揚一益二”中的“益二”，是說以四川盆地為主體的益州的經濟地位位於天下第二。益州自古富庶，號稱“天府”，而與其他地區的相對隔絕，或許也是其經濟進步的因素之一。由於其地理條件的特殊性，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政權往往隻能對這一地區實行有限的控製。東漢時，甚至有朝廷宣布改元九個月之後，蜀地仍沿用舊年號的事。
恩格斯1853年談到“不存在土地私有製”是“東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礎”時，曾經這樣分析其原因：“我認為，這主要是由於氣候和土壤的性質，特別是由於大沙漠地帶，這個地帶從撒哈拉經過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韃靼直到亞洲高原的最高地區。在這裏，農業的第一個條件是人工灌溉，而這是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在東方，政府總共隻有三個部門：財政（掠奪本國）、軍事（掠奪本國和外國）和公共工程（管理再生產）。”對於中國是否不存在土地私有製，對於中國古代大一統集權政治的形成是否主要與管理“公共工程”的機能有關，史學界有不同的意見。對於大一統集權政治以及對這一政治形態的迷信所產生的原因，人們似乎更注意恩格斯的這一段話：
各個公社相互間這種完全隔絕的狀態，在全國造成雖然相同但絕非共同的利益，這就是東方專製製度的自然基礎。從印度到俄國，凡是這種社會形態占優勢的地方，它總是產生這種專製製度，總是在這種專製製度中找到自己的補充。
馬克思在談到印度的村社製度時也曾經指出：
我認為，很難想像亞洲的專製製度和停滯狀態有比這更堅實的基礎。
無論是農村公社或者宗族、家族組織，其相互間幾乎“完全隔絕”的狀態，確實是導致大一統集權政治形成與存在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