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成帝鴻嘉元年，加賜高年帛。
永始三年，遣使“循行天下，存問耆老”。
永始四年，賜高年帛。（《漢書·成帝紀》）
漢平帝元始四年，賜高年帛。（《漢書·平帝紀》）
通過西漢一代的資料，我們看到大多數帝王都曾有尊老的表演，對“高年”“耆老”的特殊優遇，似乎被普遍看作政治昌明的標誌。
漢代還曾實行“王杖”製度，以肯定長者老者的社會地位。《續漢書·禮儀誌中》：“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泜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王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是月也，祀老人星於國都南郊老人廟。”甘肅武威漢墓曾出土“木鳩杖”實物4件，並出土關於“王杖”的詔令冊。詔令規定，高年長老持王杖，猶如天子使者持節，可以出入官府，行走馳道，市上買賣免除租稅，毆辱者按大逆不道罪論處。詔令冊還附有對於毆辱老人者處罪的案例。1981年發現的武威磨咀子漢墓出土的“王杖詔令冊”木簡中，記錄因毆辱王杖主而處“棄市”之刑的，除5人是庶民百姓以外，其餘11人都是官吏。可見對老人保護的法令，確實是有效的。
“尊老”政策在法律上的體現，除了對蔑視老人的行為給予嚴厲處罰而外，還保證老人在法律麵前享有某種特權。
漢惠帝即位初，就宣布“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漢景帝後元三年詔：“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當鞠係者，頌係之。”即寬容相待，不加以枷鎖桎梏。漢宣帝元康四年詔：
朕念夫耆老之人，發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暴逆之心，今或羅於文法，執於囹圄，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
甘肅武威漢墓出土“王杖詔令冊”中，也有相類似的內容：
製詔禦史：年七十以上，人所尊敬也，非首殺傷人，毋告劾，它毋所坐。年八十以上，生日久乎？
罪行由“誣告殺傷人”改定為“首殺傷人”，處罰的範圍縮小了；年齡由80歲又改為70歲，優待的範圍擴大了。
如果說，以上所謂“耆老之人”所受到的種種優待的社會意識根源還主要是一種“憐湣”之心的話，那麼，我們下麵將要談到的他們的政治特權，則分明體現出一種普遍的“敬畏”之心。
二、政治生活中的尊老傳統
《太平禦覽》卷三八三引《鬻子》：“鬻子年九十，見文王。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鹿，則老矣。使臣策國事，則臣年尚少。’因立為師。”類似的故事，又見《韓詩外傳》卷一〇：
楚丘先生披蓑帶索，往見孟嚐君。孟嚐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丘先生曰：“惡將使我老？惡將使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虎豹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役精神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嚐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
所謂“春秋高”，對於“策國事”“深計遠謀”來說，似乎反而是一種優越條件。所謂“老成”“老練”“老謀”，成為這種政治優勢的讚辭。
《詩·大雅·蕩》：“雖無老成人，尚在典刑。”老成，指練達世事，有政治聲望。歐陽修《論杜韓範富》：“仲淹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誌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老練，指熟識政治局勢，富有政治經驗。《國語·晉語一》：“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老謀，指深遠周密的政治謀略。
薑太公呂尚，是老年從政而取得非凡成功的典範。他與周文王“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後來武王“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主要是呂尚謀略的勝利。據說呂尚遇文王之前，年已七十，輔周克商時，已是九旬老人。先秦多老年政治家。《尚書·呂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呂刑》作於周穆王時。據《史記·周本紀》，“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享國百年”，將即位前的50年也計算在內。《周本紀》還說，“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厲王在位34年，宣王在位46年，平王在位51年，敬王在位42年。實際上周敬王在位共44年。周顯王在位也長達48年。周赧王竟長達59年，作為王朝的最高首腦，其在位年數僅次於康熙（61）和乾隆（60）。
春秋戰國時期多高年國君。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365年間，享國40年以上者24人，享國50年以上者，除周平王51年外，還有：
衛武公姬和，55年；
齊莊公薑贖，64年；
秦文公，50年；
曹桓公姬終生，55年；
楚武王，51年；
齊景公薑杵臼，58年；
楚惠王羋章，57年；
宋景公子頭曼，64年。
這裏隻是指出享國年數，有的國君雖然享國不久，但即位時已年長。如晉文公姬重耳享國僅9年，但即位時已經62歲，當然是一位老年國君。據《史記·六國年表》，255年間，享國40年以上者8人，50年以上者，除周赧王59年以及楚惠王章57年已見《十二諸侯年表》外，還有：
趙簡子，60年；
齊宣公田就匝，51年；
秦昭襄王嬴稷，56年。
先秦多年邁政治家，可能有多方麵的因素，而距古未遠，政治生活中保留某些軍事民主製時代遺存，於是老人專政可以維持穩定，或許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秦漢之際，四海英雄風雲際會，政治領域多見推陳出新的氣象，然而尊老的傳統依然表現出強有力的影響。陳勝、吳廣起義，攻破陳後，“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因三老、豪傑的擁戴，乃立為王，號為張楚。劉邦舉兵，沛父老的支持也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項羽少年起事，“威震楚國”，“諸侯皆屬”，然而軍國大計，往往仍遵從被稱為“亞父”的70高齡的謀士範增。劉邦政治集團的基本骨幹是所謂“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而劉邦本人則被看作“寬大長者”，而且其主要謀臣是張良，張良所以“為王者師”，傳說得力於神秘老者黃石公所授《太公兵法》。
劉邦入關，首先與當地“父老”進行政治協商，“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顯然，“父老”的政治態度在地方政治中具有不容忽視的決定性作用。漢惠帝元年，曹參任齊丞相，“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後來得到膠西蓋公的指點，“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甚至在任漢相國後，仍選擇“木詘於文辭”的“重厚長者”以為丞相屬員。老年從政人員的政治經驗，也被看作實現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證。
可以體現政治生活中尊老傳統的，還有漢初著名的“商山四皓”的故事。
漢初有名叫東園公、角裏先生、綺裏季、夏黃公的四位名士隱居商山，“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稱為“商山四皓”。劉邦久求不仕。後來劉邦寵愛戚夫人，欲廢太子劉盈，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後用張良計，近四皓，使輔太子。一日高祖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劉邦大驚，對戚夫人說：“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又為戚夫人歌：“鴻鵠高飛，一舉千裏。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於是罷廢太子之議。一旦贏得有威望的長者的支持，就可以渡過危難，“一舉千裏”，“橫絕四海”。
在中國古代，一個政權的最高統治者假若少不更事，則往往難以樹立真正的權威。這就是所謂“主少國疑”。而老邁之君即使德才平平，也因年齡優勢容易使群臣親附，百姓順服。同樣，一般認為，臣子的年齒與資曆，也是與他的政治能力大體一致的。《禮記·王製》：“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儀禮·聘禮》：“授老弊。”《儀禮·士昏禮》：“授老伕。”《禮記·曲禮下》：“五官之長曰伯”，“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又：“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可見，上自公卿，下至大夫家臣、群吏之尊者，“老”曾經普遍被作為執行政治勤務的職稱。韓愈有“中朝大官老於事”的詩句。《禮記·王製》說：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年事愈高者，相應地也有更高的政治地位。所謂“元老侑坐須眉古，虎臣立侍冠劍長”，帝業需由元老輔助，已經成為一種政治常規。
《國語》記載，“子奇年十八，齊君任為東阿。既行，而君悔焉，使人追之。囑使者曰：‘未至，追令還。已至，勿追。’追未至東阿，使者反之。齊君問故，使者曰：‘臣見子奇同載者皆白首矣。夫老者之智，少者之決，此必能治東阿矣！’王曰：‘善哉！’”對於政治生活中“老者之智”的迷信，使得年齒與資曆成為重要的政治資本。
中國古代評定官吏的政治條件時，曆來重視所謂“勞績”。《周禮·夏官司徒·司勳》：“事功曰勞。”《詩·大雅·民勞》：“無棄爾勞，以為王休。”“勞”有與“功”接近的作用，因而有“勞苦功高”的說法。然而事實上極常見“勞而無功”的情形。從漢代考績製度看，“勞”與“功”確實是有嚴格區別的。
漢簡中專有所謂“伐（閥）閱簿”（258.11），其主要內容可能就是關於“勞”的記錄。《漢書·朱博傳》：“齎《伐閱》詣府”，所謂《伐閱》應當是同一類功勞簿。
“勞”這種從政時間的積累也成為一種政治資本，平庸者也可以憑借“勞”的長期儲蓄，年長時終於“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漢書》中可以看到由此升遷的實例。趙禹“以刀筆吏積勞遷為禦史，上以為能，至中大夫”。杜鄴“祖父及父積功勞皆至郡守”。丙吉“治律令為魯獄史，積功勞稍遷廷尉右監”。漢昭帝時田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從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被看作是“世未嚐有也”的特殊情形。董仲舒《春秋繁露·考功名》說：“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時日的積累，使年長者處於政治上的優勢地位，最終總是“以耆年重望，居表正之地”。
政治待遇、政治地位常與年齒相關，於是古語政治位列稱為“齒列”，政治優遇稱為“齒遇”，收錄、敘用即政治身份的肯定也稱為“齒錄”。《國語·晉語四》說，晉文公使狐偃為卿，狐偃辭謝說：“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文公於是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可見，選官時齒長者優先已幾成定律。官職的任定，長期以來，“選人常以年勞為製”。於是官場上往往形成“時輩推遷年事到，往還多是白頭人”的情形。
《南齊書·虞玩之傳》說，虞玩之“世曆三朝”，“以久宦衰疾，上表告退，曰：‘臣聞負重致遠，力窮則困，竭誠事君，智盡必傾，理固然也。四十仕進，七十懸車，壯則驅馳，老宜休息。’‘朝露末光，寧堪長久。且知足不辱，臣已足矣。’”曆史上這樣主動謝政乞還的事例並不多，更多的政治活動家希望高官豐祿，終其天年，從誌於履行曆史職責的積極意願說來，叫作“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古有“年老致仕”製度，即辭官歸居。《公羊傳·宣公元年》：“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注：“致仕，還祿位於君。”《漢書·疏廣傳》說，疏廣、疏受父子並為師傅，俱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皆老，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輛。由此可見“致仕”享受的優遇。漢平帝元始元年，規定“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級別相當於二千石的官僚年老致仕，可以終身享有在職時俸祿的1/3.南宋時由於居官致仕必有恩禮，常常有既死以後其家方乞致仕的古怪現象，《宋史》列傳中多見於卒後書致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