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所信用的大臣“老篤請免”“告老致仕”“謝病稱老”時，皇帝往往執意挽留。即使一度退免，又可以再次啟用，甚至可能晉升。《後漢書·胡廣傳》說，胡廣“每遜位辭病，及退免田裏，未嚐滿歲，輒複升進，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這樣，實際上許多官員都在職任壽終。將兩漢書列傳中官員壽終的情形進行分類統計，可以看到離任而卒於家中的僅占29%，除刑誅、下獄死、自殺而外，卒於任上者高達50.2%。而且，“以老病辭歸”的官員往往對政事還有“顧問”的責任。《漢書·董仲舒傳》說，“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所謂“耆艾而信，可以為師”，所謂“國有大事，訪谘耇老”，形成了影響久遠的政治傳統。
三、少年政治與老年政治
古語有所謂“老醫少卜”。《鶡冠子·世賢》：“不任所愛，必使舊醫。”注：“語曰：‘老醫少卜’，蓋老醫更病多矣。”明人都卬《三餘贅筆》說：
世言“老醫少卜”，則醫者以年高為貴，卜者以年少為貴。“老醫”人皆知之；問之“少卜”，不知何謂。按王彥輔《麈史》雲：“老取其閱，少取其決。”乃知俗語其來久矣。
“老取其閱，少取其決”體現在政治生活中，也就是元稹《授韓皋尚書左仆射製》中說到的“夫一邑之政而猶資老者之智，用壯者之決，況朝廷之大，得不以耆年重望，居表正之地，以儀刑百辟乎？”在中國古代政治的演進過程中，人們更多地看到的是以穩健保守的老年政治為本，而以峻急激進的少年政治為用的文化傳統。
也就是說，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主流，是老年政治。
《國語·晉語六》記述，趙文子行冠禮而成為士，他往見欒武子、中行宣子、範文子、郤駒伯、韓獻子、智武子、苦成叔子、溫季子以及張老，人們大多給予勉勵和教誨，中行宣子感歎道：“美哉！惜也，吾老矣。”唯有郤駒伯說：“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這種被張老稱作“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以為不足稱述的“壯不若老”的觀點，在中國古代，其實已經成為具有迷信意味的成見。
老年政治最突出的特點是可以保證對於傳統的全麵繼承。老人往往思故懷舊，對於往事滿懷依戀之情，因而容易對於陳舊的政治方式眷顧向往。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寫道：“餘嚐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這位偉大的史學家顯然已經注意到了中國政治史事傳繼方式的這一重要特點。蘇軾有“猶聞蜀父老，不忘舜謳歌”的詩句。遠古政治形式永遠為“長老”“父老”們念念不忘，長久地發放出理想政治的光輝，或許也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突出特色之一。
老年政治的另一顯著特點是容易導向僵化凝死的政治形態。《論語·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是從生理條件的差異分析心理的不同特征。得，大約是指對利益的貪昧。所以“耆”有時與“嗜”同義，《禮記·月令》就有“節耆欲”語。《淮南子·詮言》也說：“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強暴，老則好利。”老人對既得利益的係戀，加上對舊事的無盡追懷以及精神老化所形成的偏執、頑固、自我封閉和自我壓抑等心理特征，一旦作用於政治權力，往往會使政治生活脫出常軌。而這種老年政治的最普遍的傾向，是趨於保守乃至倒退。所謂“耄朽不達治體”，就是說老年政治往往是與開明政治所應有的靈活性和進取性相抵觸的。
老年政治還往往表現出低能、低效的特點，並且極其容易導致失誤以造成政綱紊亂。老年人的生活節奏和生理基礎已經很難與青年、中年相比。老人自稱“老拙”“老朽”，以及所謂“耆老之人，發齒墮落，血氣衰微”，都是發現並承認了老年投入緊張的政治活動時在生理上的劣勢。《史記·封禪書》：“黃帝且戰且學仙”，“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其實，以老年心理學的觀點分析，這種所謂“得與神通”，很可能是進入了恍惚昏亂的境界。《尚書·微子》：“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於荒。”鄭玄注：“耄，昏亂也。”全句說：我將回歸我的封地，我要裝扮成糊塗的老人，遁避於荒野。東方朔《七諫·怨世》：“吾獨乖剌而無當兮，心悼怵而耄思。”王逸注：“耄，亂也，九十曰耄。”以為“耄思”是說“思誌為耄亂”，即老年人的思維混亂。《禮記·曲禮上》：“八十、九十曰耄”，鄭玄注：“耄，惛忘也。”《左傳·昭公元年》說到當時有這樣的民諺：“老將知而耄及之。”。知，即智。耄，也是指神誌不清。《左傳·隱公四年》：“老夫耄矣，無能為也。”就是哀歎自己已如八十多歲的老人，精力衰竭，不能再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了。《宋書·範泰傳》：“實欲盡心竭誠，少報萬分，而玨耄已及，百疾互生”，上官儀《為太仆卿劉弘基請致仕表》：“但犬馬之齒，甲子已多，風雨之疾，玨眊日甚”，表述的也是大體相同的意思。
我們已經說到，在中國傳統政治體製中，很難矯正任官終身製的弊端，而封建帝製，更要保證絕對的終身執政。因而，當最高統治者年事愈高，至於衰老昏耄時，難免導致《荀子·成相》所說的“世之殃，愚姪愚姪墮賢良”，“愚而自專事不治”，“愚而上同國必禍”，一次次地重演老年政治的曆史悲劇。
中國古代，雖然老年政治大體上形成了政治史的基本定式，但是在社會動蕩時期，也曾經有富於進取性和開拓性的少年政治居於主導地位的情形。項羽斬上將軍宋義，率師破釜沉舟，钜鹿一戰，擊破秦軍主力。漢武帝16歲即位，任用儒生，以儒學為主構架規劃漢文化的建設。李世民18歲策動李淵起兵反隋，屢為主將統兵，所戰多勝，27歲時發動玄武門之變，得為太子，二月後受李淵傳位為帝。這些都是少年政治壓倒老年政治的史例。
然而，人們可以看到，少年政治在老年政治的強大壓力下隻能取得有限的成功。
項羽雖然百戰百勝，終於於垓下一役被“懷王諸老將”稱作“素寬大長者”的劉邦徹底擊敗。漢武帝推崇儒術的政治計劃也因太皇太後竇太後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而受挫。武帝信用的儒生，禦史大夫趙綰和郎中令王臧皆下獄，自殺，傾向於儒學的丞相竇嬰、太尉田蚡也被免職，前一年招致的趙綰的老師申公也以疾免歸，於是“進用英雋，議立明堂，製禮服”等諸所興為皆廢。李世民誅殺李建成、李元吉，而國史“語多微文”。李世民自辯說：“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民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可是對於逼迫唐高祖李淵退位一事，卻不置一辭。事實上，少年政治始終未能掙脫老年政治的強大的壓迫。
曾經作為少年政治的代表的漢武帝，後來又曾成為老年政治的代表。晚年漢武帝所主持的政治，“辟地廣境”，“軍旅數發”，使民眾承受著徭役和兵役的沉重壓力。在社會危機逐漸嚴重的背景下，漢武帝征和二年（前91），即漢武帝65歲時，發生了史稱“巫蠱之禍”的政治動亂。漢武帝曾為衛太子劉據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於是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形成了以與漢武帝政見多有不同的劉據為中心的，主張推行寬鬆溫厚的執政方針的政治集團。漢武帝信用並賦予特殊權力的直指繡衣使者江充利用這一矛盾，製造了太子宮埋木人行巫蠱的冤案。劉據憤而起兵殺江充，與政府軍戰於長安市中，後兵敗東逃，在追捕中自殺。事變之後，漢武帝有所悔悟，於是在劉據喪生之地營造思子宮及歸來望思之台。征和三年，漢帝國的遠征軍西征失利，漢武帝利用這一時機開始了政策的轉變。征和四年，發表了被譽為“仁聖之所悔”的著名的輪台詔，深陳既往之悔，否定了桑弘羊等人繼續致力經營西域的請求，不複出軍，並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趙過創代田法，又創製了新農具耦犁和耬車等，代田法和新農具的推廣，使農業生產實現了新的進步，“用力少而得穀多”。於是，政策方針急劇轉變為“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漢武帝頒布輪台詔，澄清了紛亂局麵，穩定了政治秩序，為後來的“昭宣中興”奠定了基礎。實際上，這也可以說是作為少年政治之代表的悲劇人物劉據用生命換取的社會進步。
司馬光評價漢武帝說，“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罰嚴明，晚而改過，顧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漢武帝終於在最後一兩年完成了政策轉變，他敢於承認自己“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盡最大可能挽回老年政治造成的危局，仍然不失為一個偉大的曆史人物。
不過，在晚年能夠公開承認“朕之不德”“朕媿之甚”的帝王確實少有。中國史籍中，充斥著大量耆碩耆英德行異能的記載，他們所主持的政治，放射著明耀千古的光彩。人們還常常通過諸如老將廉頗與“少學兵法”的趙括以及老將王翦與“年少壯勇”的李信的比較，認識政治生活中老人永遠優勝於少年的定理。
李大釗1919年在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呐喊時，曾經把經過“創造的衝動”和“改造的運動”所要建立的新中國稱作“少年中國”，呼籲人們用“少年精神”來努力實現這一目標。他宣布：
我們的理想，是在創造一個“少年中國”。
我們“少年中國”的理想，不是死板的模型，是自由的創造，不是鑄定的偶像，是活動的生活。
他號召青年們“攜手同行，沿著那一線清新的曙光，向光明方麵走”。“那光明裏一定有我們的‘少年中國’在。我們各個不同的‘少年中國’的理想，一定都集中在那光明裏成一個結晶，那就是我們共同創造的‘少年中國’。仿佛像一部潔白未曾寫過的曆史空頁，我們大家你寫一頁，我寫一頁，才完成了這一部‘少年中國’史”。
70年後，要推進這一理想的實現，把“那些靜沉沉的老村落”“變成活潑潑的新村落”，依然還要經曆“一條長路程”。例如，在政治觀念中，就必須首先破除千百年來根深蒂固的老年政治永遠優越的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