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嚐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
《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漢書·高惠高後文功臣表》說，“自古帝王之興，曷嚐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者乎！”漢並天下，“始論功而定封”，“侯者百四十有三人”，“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據《漢書·高後紀》，高後二年，又頒布詔書，希望功臣的權利和聲望都可以世代相繼，傳至久遠。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諸有功者皆受分地為列侯，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藏於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丞相陳平等於是議定“以功次定朝位”，並將功籍藏於宗廟，副本存於有司。功臣除封爵分地之外，又取得相應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谘議權乃至政治決策權，並且可以使之傳於後世。
後來，曆代封建王朝大都經曆過類似的功臣政治的階段。雖然法度有更替，製度有變遷，分別采取不同的措施糾正功臣政治的弊病，然而這種政治形態始終保持著不容忽視的曆史影響。
功臣政治是以盲目“敬重功勳”的政治迷信為觀念背景的。這種政治迷信的產生，又與戀故懷舊的民族傳統心理和傾向於追求凝定化的思維定勢相關。
往往在王朝初期，功臣政治最為熾盛。司馬遷說：“始未嚐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認為其後之衰微，並非合於開國帝王的本意。實際上，功臣政治最終被取代，其根本原因在於它的存在已經不再具有曆史的合理性了。
不過，從曆史上看，從功臣政治向更為進步合理的賢臣政治的轉變，往往要經曆艱難的過程。這種現象，也是與相應的政治迷信有關的。
一、功臣崇拜與功臣政治
《說文·力部》：“功，以勞定國也。”“勳，能成王功也。”皆“從力”。不過，對創建功勳的功臣的崇敬不同於直接對政治權力的膜拜，而是對另一種在非凡的政治實踐中表現出來的權威力量的景仰。
禹，據說是“勞身焦思”，終於“定高山大川”，成就功業的先古聖王，“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於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尚書·大禹謨》：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後。
這種建立了功勳，“功業著於百姓”，於是又利用民眾對功業的敬仰，最終掌握政治權力的過程，成為政治史中的一種定式。
“敬重功勳”的心理，或者說功臣崇拜，是中國古代傳統政治觀念的基本內容之一。馬克斯·韋伯說：“權力是處於適當位置的某一社會成員不顧一切排除阻力來貫徹自己意誌的可能性。”而中國人是按照傳統的傾向於實用主義的方式，從以往的政治實踐中認識這種可能性，即通過以往的功業來發現和肯定功臣的相應的德行和能力的。通過認識而產生的敬畏心理，可以將功臣推舉到相應的權力等級。這就是所謂“以功次定朝位”的觀念基礎。
《周禮·夏官司馬·司勳》：“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功次各有等級，司勳分敘其等級，其姓名和功次銘書於王旌，祭祀先王時，逝世的功臣從祭，司勳在一旁祝告。記載大功勳的冊書，專藏於王室檔案館，副本由司勳收藏。司馬遷在《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也說到“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從“敬重功勳”的心理出發，功勳被通過各種方式褒揚於世。鑄於鼎銘，著乎竹帛，或者圖畫功臣其身，以便後人瞻仰。王充《論衡·別通》：“人好觀圖畫者，圖上所畫，古之列人也。”《漢書·蘇武傳》說，漢宣帝甘露三年，“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並列的功臣還有霍光、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據說未央宮麒麟閣為蕭何所建，圖畫功臣事或許自西漢初年始。司馬遷在《史記·留侯世家》中寫道：“餘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司馬遷所看到的，可能就是漢宮中的功臣圖像。這種表彰方式一直影響到後代，在政治上建樹功業的人，往往都可以“身著圖象，名垂後世”。另一種更為普及的紀念功臣的方式是設立祠廟，甚至於野巷祭祀。諸葛亮去世後，民間紛紛要求立廟，朝議以為不合禮秩而不準許，“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有人建議可從民意立廟於成都，後主不許。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上表說：
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範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嚐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往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
劉禪於是從此議，為諸葛亮立廟於沔陽。由此可以看到，民間功臣崇拜的強大力量甚至可能壓倒皇權崇拜，以致引起最高統治者的疑懼和忌恨。
專製帝國建立之初，往往依據參與締造新朝的功績進行政治權力的分配，“論功勞，行賞罰”，“循功勞，視次第”，“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以授以重祿”。這就是《韓非子·飾令》所謂“國以功授官與爵”。這種政治慣例體現出成功的政治集團的首領與其他成員的人情債務的清算，“錄功而與官”，也是使這一政治集團內部的利益關係進一步強化的方式。《韓非子·守道》：“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給功臣以較高的地位，實際上也是對其“力”與“情”的償報。
王朝初年功臣政治的成立，當然也有動亂之後人才匱乏等方麵的原因，不過一般說來，舊王朝解體之後直接導向徹底的政治空白的現象幾乎是不可能的。新王朝往往必須利用舊的政治基礎，必須大量地任用舊人。劉邦占領鹹陽，宣告了秦王朝的敗亡，然而“諸吏人皆案堵如故”，與父老約法三章後，“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可是新政權隻能由功臣主持，這除了因為在傳統意識中官職如同金帛子女土地一樣也是賞賜的內容之外，還由於傳統的功臣崇拜心理使得“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
由於功臣的文化素質和政治意向的限製性影響，功臣政治一般都表現出反文化的和非進取的性質。
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論“漢初布衣將相之局”：
漢初諸臣，惟張良出身最貴，韓相之子也。其次則張蒼，秦禦史；叔孫通，秦待詔博士。次則蕭何，沛主吏掾；曹參，獄掾；任敖，獄吏；周苛，泗水卒史；傅寬，魏騎將；申屠嘉，材官。其餘陳平、王陵、陸賈、酈商、酈食其、夏侯嬰等，皆白徒。樊噲則屠狗者，周勃則織薄曲吹簫給喪事者，灌嬰則販繒者，婁敬則挽車者，一時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將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