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本人也“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好酒及色”，於是：
漢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無賴之徒。立功以取將相。
所以群臣可以“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致使皇帝“患之”“益厭之”。甚至有“罵坐不敬”，席上毆鬥的情形。六朝出身寒微的素族功臣，“皆禦武戡亂，為國家所依賴。而所謂高門大族者，不過雍容令仆，裙屐相高，求如王導、謝安，柱石國家者，不一二數也”。功臣文化素養多低乏，往往導致王朝初期的功臣政治時代出現武備立而文教不宣的文化斷裂帶。《後漢書·南匈奴列傳》說東漢初年事，“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扞將，莫不頓足攘手，爭言衛、霍之事。帝方厭兵，昤修文政，未之許也。”就體現了這種情形。
《史記·蕭相國世家》記述漢高帝五年平定天下，論功行封事：
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沖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嚐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
於是“群臣皆莫敢言”。劉邦論功，未必隻看到戰時“功人”“功狗”的區別，很可能已經意識到建設新政權與摧毀舊政權相比，需要更高層次的政治人才。劉邦軍進入鹹陽時，“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禦史律令圖書藏之”，就體現出其政治素質的不同。而實際上，曆史上的開國功臣絕大多數都類似於“功狗”之臣。其追求常常隻限於求田問舍，聚斂財物，他們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現，也往往以短期行為作為主要行政方式，因而絕難對政權建設的推進和政治學說的發展作出真正的貢獻。
中國古代的功臣崇拜與功臣政治，常常表現為軍功崇拜與暴力政治。
由於新政權一般都是以軍事方式奠立基礎的，所以，功臣成分往往多軍人出身。雖然有“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踰國勳”，“大功未必野戰也”的說法，可是軍人在戰爭中的特殊地位，使得他們不能不成為戰後建立的新王朝的主要支持力量。於是，“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成為普遍的情形。如若以軍功授官，則更容易導致軍吏以軍事管理方式強力推行苛政的政治局麵。
《漢書·刑法誌》說，秦始皇兼並六國，“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可見秦統一後，關東地區行政人員的成分發生了變化。當時相當一部分地方官可能出身軍人。據考證，雲夢睡虎地秦簡中說到的秦南郡守騰與伐韓“盡內其地”的內史騰應為一人。雲夢睡虎地11號秦墓墓主喜作為文吏，也曾長期從軍。秦始皇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之中，天神地神之次即為兵神：“三曰兵，主祠蚩尤”，由此似乎亦可窺見軍人在關東行政中的作用。秦始皇琅邪台刻石稱：“東撫東土，以省卒士”，說明東巡的目的之一，是省視慰問留駐關東的部隊以及因軍功就任地方官吏的“卒士”。《韓非子·定法》曾經對秦國“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的商君之法提出批評：
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為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也。
秦王朝以軍人為吏，必然使各級行政機構都易於產生極權苛暴的傾向，使統一後不久即應結束的軍事管製階段實際上無限延長，終於釀成暴政。秦末起義時，“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以反”。甚至秦地方官如沛令、會稽守通等願意發兵響應也為起義者所不容。蒯通說範陽令：“足下為範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武臣評論當時形勢，也說：“家自為怒，人自為鬥，各報其怨而攻其仇，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漢代人穀永回憶這一段曆史時也指出：“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所謂關東民眾“苦秦吏”，所謂“吏行殘賊”等等，都標誌秦王朝以軍功任官的功臣政治的失敗。
中國古代的功臣政治還有另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功勳與政治權力皆可以世襲。
漢初分封功臣，有“國以永寧，爰及苗裔”的誓約，呂後詔書，也令“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就是說，功臣本人創立的功勳及其相應的權位，都可以世代承繼。這種政治現象的普遍影響，使得原意為功績和政治經曆的“閥閱”一語，後來逐漸轉而專指封建貴族的世家門第了。
功勳及相應權位的世襲製度其實很早就已形成。《左傳·隱公八年》：“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先世功臣的官職因世襲而逐漸成為族姓，如司馬氏、司空氏、司徒氏、司城氏、士氏、中行氏等。《孟子·梁惠王下》：“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禮記·王製》疏引《春秋緯》：“官有世功，則有世祿。”《史記·平準書》說漢初形勢，仍有“居官者以為姓號”的情形。《詩·大雅·文王》疏引鄭玄《箴膏肓》：“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者，是大功特命，則得世位也。”所謂“積功勞世以相傳”的製度，使得功臣政治之後，緊接著又出現“功臣子政治”。
《漢書·百官公卿表下》所列漢初，即漢武帝以前高惠文景時代公卿計81人，其中姓名不具者24人。其餘57人中，功臣受封者或繼承封爵的功臣子共43人，占57人的75.4%。可見功臣與功臣子參與高層政治活動是相當普遍的情形。司馬遷在《史記·高祖功臣年表》中說的一段話，可以作為由功臣政治向功臣子政治轉化過程的寫照。
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鹹歸鄉裏，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沍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雲。
到了功臣子的時代，經濟實力實際上上升了，然而絕大多數終於殞命亡國，其主要原因，在於其自身素質的進一步蛻化。所謂“當時享其功利，後世賴其英聲”，可是這些“驕溢”“淫嬖”的子孫卻用自己的惡行汙損了這種所謂“英聲”，從而也用現實打破了功臣崇拜的迷信觀念。
在具體的政治活動中，他們也重演著同樣的蛻化過程。《史記·張丞相列傳》說：
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強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沘沘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他們中的優秀者，也不過做一名平庸的吏員而已，不能為促進政治的進步有任何重要的建樹。
二、艱難的轉換：從功臣政治到賢臣政治
在政治形式逐漸進步的曆程中，功臣政治的弊病越來越突出地顯現出來。在功臣政治與功臣子政治的影響下，“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即吏”，正如董仲舒在《天人三策·對策二》中所指出的：“未必賢也。”而和平時代以功勞升遷，又導致“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當權者於是逐漸注意到，要完善政治，必須有效地吸引和任用賢能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