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時，包拯由江寧府召權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宋史·包拯傳》記載：“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製’。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周密《癸辛雜識》說，開封府題名，獨包拯姓名為人所指，“指痕甚深”。
《明史·海瑞傳》說，海瑞“撫吳甫半歲，小民聞當去，號泣載道，家繪像祀之”。去世時，“小民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洸而哭者，百裏不絕”。梁雲龍《海忠介公行狀》說，“公所蒞鹹口碑屍祝，所至皆爭道塞途，瞻望之，處留都時，有不識姓名遠方老者，求供帚除一月二月去，又有相率求貌公像以去”，士大夫中也有“焚香事公，每事必卜”者。張萱《疑耀》說：海瑞“入京之日，黃童白叟，填溢街巷以觀公。凡鄉民適其第者，必求一見，踵相接也。”“鄉民叩首言無事，願一見海爺顏貌耳。自朝至暮不少休。及卒於官，人爭畫其像，畫士亦多致厚資。還櫬之日，老幼提攜頂爐香，夾道呼海爺爺，號泣如喪考妣。傾城皆至舟次，罷市數日。今江南郡邑相傳公已為神。”
清官的形象，凝聚著民眾對理想政治的向往，甚至往往成為自己生存希望的象征，於是終於幻化為民間政治信仰中高大的“神”。
這就是清官迷信。
《續夷堅誌》裏有這樣一則故事：世俗傳包拯以正直主東嶽速報司。山野小民，無不知者。太安界有一被劫掠女子頗有姿色，娼家欲高價買之，女子守死不從，主家貪財，嚴加逼迫，鄰裏雖同情而不能救。裏中有一巫女，悄悄對人說：“我能救此女子脫險，嫁與良人。”於是來到主家，閉目籲氣，屈伸良久，作神降之態，少頃瞑目咄吒，呼主人出，大罵之。主人具香火俯伏請罪，問何處觸犯尊神。巫女又大罵：“我速報司也！汝何敢以我孫女為娼？限汝十日，不嫁之良家，吾滅汝門矣！”主者百拜謝罪，不數日嫁之。
“山野小民”都把驅除邪惡、伸張正義的希望，寄托在清官的神力上。
人們甚至稱清官為“青天”。明代況鍾任蘇州知府，廉明公正，人稱之為“況青天”。所謂“青天大老爺”，成為最通行的對清官的頌辭。可見，清官在民眾心目中，已經具有可與最受尊崇的“天”相比列的地位。
在以往關於清官的討論中，有人將清官與正史中所謂“循吏”“良吏”相比擬。這種比擬其實是不妥當的。循吏、良吏，是最高統治集團獎掖表彰的模範官吏，其主要特征是忠於職守，行政有效。《史記·太史公自序》：“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司馬遷所說的“循吏”，雖然也有如子產者，“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然而他強調的主要是“奉法循理”的一麵，其政治標準是“百姓無稱，亦無過行”，而清官則在民間享有盛譽。“清官”稱譽本身，已經體現出民心的傾向，體現出社會輿論的力量。與循吏、良吏受到官方的肯定不同，清官的政治影響幾乎完全是民間促成的。包拯死後，“贈禮部尚書，諡孝肅”。海瑞死後，“贈太子太保，諡忠介”。官方對清官的評價，仍然要納入忠、孝這種封建政治道德的框架，與民眾的尺度是並不相同的。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一三寫道：“海剛峰不怕死，不要錢，不吐剛茹柔，真是錚錚一漢子！”所稱頌的或許是不同階層共同推崇的政治道德。然而接著他又批評道：“但隻是有些風顛，又寡深識，動輒要煞癩，殊無士大夫之風耳。”他還指責“海剛峰第一不知體。既做巡撫，錢糧是其職業。豈有到任之後，不問丈田均糧，不清查糧裏侵收，卻去管閑事”。可見清官最終往往為上層社會所不容，就是因為他們站在接近民眾的立場上。“海剛峰之意無非為民”，正是這種政治品質，使得清官迷信得以形成。
清官的作用，削減著專製政治的曆史惡跡。實際上在專製政治時代，清官迷信始終表現出廣泛的社會影響。大約專製愈烈，清官迷信的表現也愈突出。
清官的作用，也削減著腐敗政治的曆史惡跡。對清官的景仰和期待，在政治腐敗時期尤其殷切而熾盛。
20世紀60年代，曆史學界就清官問題曾經展開熱烈的討論。否定清官在曆史上的進步作用，斷定“清官不清”，甚至認為“清官比貪官更壞”的觀點，一度據有優勢。這種武斷的結論當然絲毫不能削弱“清官迷信”這種遺存至今的傳統政治意識的影響。1976年以後，又有一些學者著文反對對清官的徹底否定，肯定曆史上確實存在清官，清官“清廉不苟”，“持法平慎”，多少減輕了一些人民的痛苦，多少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
然而，討論似乎並沒有涉及這樣一個重要方麵：為什麼少數“清官”會在政治生活中形成廣泛的政治影響？為什麼數千年來對“清官”的尊崇久盛不衰？成為中國民間最普遍的傳統政治意識的“清官迷信”的基礎與淵源究竟是什麼？
二、清官政治的神話與現實
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心了嗎》一文中曾經說過：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魯迅是從理想與行為的正義性上肯定其“光耀”，讚頌支持著中國民族精神的“脊梁”的。其實，“正史”中“埋頭苦幹”“拚命硬幹”“為民請命”“舍身求法的人”，其形象又何嚐不是在民眾觀念中支持著中國政治的合理性的“脊梁”呢？
善良的百姓總是深懷著對“清官”的幻想期待新任官吏施行德政，而一旦他們顯露貪虐昏庸的惡跡，就又懷著同樣的幻想期待職位更高、權力更大的官僚懲治貪官，並且再一次熱切地期待著新任的“清官”臨政，如此往複，世代無窮。
即使在所有的幻想都被打破，最後奮起反抗黑暗政治時，清官迷信依然難以根除。《九朝編年備要》中有這樣的記載，方臘起義軍攻陷休寧，逮捕了知縣栘嗣複。嗣複大罵起義軍，起義軍不但沒有殺他，反而表露敬仰之情，說道：“我休寧人也，公宰邑有善政，前後官無及公者，我忍殺公乎？”
晚清一位學者劉鶚在《老殘遊記》第16回中，提出“清官尤可恨”的見解：“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蓋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自以為不要錢，無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吾人親自所見，不知凡幾矣。”語雖不無偏執之嫌，然而卻指出了清官政治畢竟不能脫離封建體製的主根，仍然要表現出專斷的特征。但是人們世世代代卻以此為滿足，盡管政治史中不乏“小則殺人，大則誤國”的事例，仍然把全部政治理想，寄托在清官政治的神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