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要清醒地看曆史，自然就會注意到曆史現實總是一次次把這一神話打得粉碎。
首先，所謂“清官”在封建政體的浩蕩濁流中絕對無力扭轉專橫腐惡的大趨勢。顧炎武曾經指出，官吏貪汙的風氣，已是“膠固於人心而不可去”。毛澤東也說過，“在土豪劣紳霸占權力的縣，無論什麼人去做知事，幾乎都是貪官汙吏”。與贓官、昏官相比較，清官不過千萬分之一，其力量並不足以在黑暗政治中投射光明。
其次，所謂“清官”也絕不可能超越封建法統給予民眾更多的政治權利。清官作為封建官吏道德行為的典範，更自覺更忠實地維護著封建政治體製。他們徹底地為最高權力集團的利益工作，在貫徹執行其指令時往往表現出更高的行政效能。從曆史上看，清官未必不是酷吏，他們在本質上是封建政治秩序更可靠的支柱，在政治鬥爭的關鍵時刻，他們往往成為民眾更為堅定的對立力量。
第三，所謂“清官”的許多事跡難免有虛美增飾的成分。人們對清官的熱切渴望，使得傳說中的清官的事跡經過了一次次理想化的加工。在狂熱崇拜的情感的作用下，人們還往往隻是片麵地誇大其“清正”的一麵，對於其迎附世風，與官場鬼蜮相共的黑暗的一麵，甚至視而不見。
清官迷信，是民眾在政治上力量微弱的表現。
在長期的專製製度下，下層民眾不具有決定政治方向、影響政治進程的能力。中國古代有政由天子的時代，有政由諸侯的時代，有政由權臣的時代，卻絕無政由庶人的時代。雖然儒家經典承認“民者君之本也”，“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然而統治者總是認為“民未知義”“民未知信”“民未知禮”，缺乏參與行政的素質。由於長期被排除於政治活動之外，下層民眾於是隻得把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要求，全盤寄托於“清官”的政治活動之中。民眾甚至無權選擇清官與貪官，無權影響其進退，至多攀車塞道，試圖挽留。歌頌清官的民謠，有時也可以曲折地發生效用，然而握有決定權的，其實是高級官僚或者皇帝。民眾對清官的尊崇，按照《漢書·循吏傳》的說法，叫作“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特別是所謂“所去見思”與“死見奉祀”，尤其可以體現民眾政治上的無力。子產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後漢書·循吏列傳·王渙》說，王渙任溫令，“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後遷為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識，曆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群疑”，於是“京師稱歎”。病卒後，“百姓市道莫不谘嗟，男女老壯皆相與賦斂，致奠醊以千數”，“渙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槃桉於路”，“民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諸葛亮去世後，“所在各求為立廟”，百姓“因時節私祭於道陌上”，數十年後，仍“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明代被稱為“況青天”的清官況鍾死後，也引起同樣的情感震動，“吏民聚哭，為立祠”。海瑞死後，百姓“白衣冠送者夾岸”，“號泣如喪考妣”。直到近世，這種情形依然是中國政治生活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文化現象，往往給人留下刻骨銘心的精神印跡。可是人們從這種淒切悲愴的政治情緒中，最突出地感受到的是一種對政治前景無能為力的哀怨。
清官迷信，還意味著自卑自弱意識的強化，意味著對合理的政治權利的自我放棄。
《商君書》有“弱民”篇，其中論述了為曆代統治者所遵行的政治原則——弱民。鼓吹“民弱國強；民強國弱”，並且特別強調民之強弱與官僚地位的關係：民“弱則尊官”，“民有私榮，則賤列卑官”。對清官的盲目崇拜的基礎，當然是人格的自我壓抑。把政治生活中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清官的政行上，於是隻是消極地期待，不可能再有任何積極的作為了。對改進政治形態、推進政治進程的權利的自我放棄，為數千年暴君與酷吏的橫行提供了條件。《韓非子·亡征》說：“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可能因此“亡”的，當然是專製製度。
清官迷信，最終體現出我們民族文化缺乏民主傳統的特質。科恩在《論民主》一書中指出：“為了免於常出錯誤，為了必要時可迅速挽回有害的影響，被選出的官員的公職行為與決定必須由公眾經常加以評論。”且不說官員應當民主地選出，就是對已經在職的官員，清官迷信就已嚴重限製了對其應有的監督與批評。科恩說：
有的人自然會這樣設想：“他們”——這些官員——都是有名望、受尊重的人，最有資格對重大問題作出判斷，他們的決定是無需懷疑的。前提是合理的，但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領導人的判斷應當得到尊重，但也應加以懷疑，否則，公眾就會失去對公職人員的控製，隨之也會失去公眾應有的不間斷的最後決定權。
與對一般官吏的“畏”不同，民眾對清官懷有真誠的“敬”。然而僅僅基於這種“敬”就放棄“對公職人員的控製”，放棄“公眾應有的不間斷的最後決定權”，顯然是非理性的、反民主的謬誤。可是這種情形卻與中國的政治傳統完全切合。在中國傳統政治觀念中，清官，是“把那為官事都參透”的全能政治家，清官臨政，百姓“就是撥雲見日，昏鏡重磨”。清官戲中常見到的“須與孩兒每做主咱”的央告，就分明透露出在專製政治麵前的奴性心理。正是這種心理，構成了專製政治得以存在的重要的觀念基礎。馬克思曾經說：“君主政體的原則總的說來就是輕視人，蔑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而孟德斯鳩認為君主政體的原則是榮譽，他完全錯了。他竭力在君主政體、專製製度和暴政三者之間找區別，力圖逃出困境；但是這一切都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說法，它們至多隻能指出在同一原則下習慣上有所不同罷了。哪裏君主製的原則占優勢，哪裏的人就占少數；哪裏君主製的原則是天經地義的，哪裏就根本沒有人了。”清官政治與贓官政治，其實也“都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說法，它們至多隻能指出在同一原則下習慣上有所不同罷了”。隻要是封建政治，本質上都是專製的、反民主的，都導致人性的泯滅。而狂熱的清官迷信，意味著對自在且自為的“人”的品格的自我毀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