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也者，變化之極，妙萬物而為言，不可以形詰者也，故曰“陰陽不測”。
《易·係辭上》韓康伯注
1821年出版的黑格爾《法哲學原理》一書，表明作者的政治思想在封建反動勢力的影響下轉向保守。黑格爾在這部著作中提出，國家是“神自身在地上的行進”，他要求“人們必須崇敬國家，把它看作地上的神物”。
所有專製政權都十分注重通過對政治權力的神化來增強其權威性。中國古代的政治學者甚至早在兩千多年以前就提出了所謂“神道設教”的政治思想。《易·觀》：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王弼注：“統說觀之為道，不以刑製使物，而以觀感化物者也。神則無形者也。不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不忒；不見聖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孔穎達疏：“神道者，微妙無方，理不可知，目不可見，不知所以然而然，謂之神道。”“‘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者，此明聖人用此天之神道以觀設教而天下服矣。天既不言而行，不為而成，聖人法則天之神道，本身自行善垂化於人，不假言語教戒，不須威刑恐逼，在下自然觀化服從，故雲‘天下服’矣。”朱駿聲《六十四卦經解》進一步強調了“以神道設教”利用神權加強政治統治的主旨：“王道可觀，在於祭祀”，“君德有威容之貌，誠敬內充，齋莊之容，顒顒外見，則與祭者皆觀感而化矣，使民如承大祭，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與《周易》成書年代更近的漢代人，更明確指出其原意是假托鬼神之道以治人。《後漢書·隗囂傳》“（方）望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人神者也。’”
《易·係辭上》：“陰陽不測之謂神。”韓康伯注：“神也者，變化之極，妙萬物而為言，不可以形詰者也，故曰‘陰陽不測’。”不斷通過對政治權力的神秘化盛飾來強化政治迷信，增益其權威性，借助神力，自欺欺人，從而令“天下服”，這也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突出特色之一。
一、星氣之書的政治內涵
中國古代典籍中保存有世界最豐富最精確的天文現象觀測記錄。公元16世紀以前中國天文學的這一領先地位，是世界公認的。
中國曆史上的日食記錄，有約1100次之多。商代的甲骨文中已經可以看到這樣的內容：
癸酉貞日夕又食，佳若？癸酉貞日夕又食，非若？
意思是說：癸酉日占，黃昏有日食，是吉利的嗎？癸酉日占，黃昏有日食，是不吉利的嗎？漢代日食的觀測記錄，已經詳盡到日食時太陽的方向、初虧和複圓的時刻以及虧起方向。例如：“征和四年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在亢二度；晡時食從西北，日下晡時複。”關於彗星以及和彗星相聯係的流星雨，史籍中也有豐富的記錄。現在世界公認最早的太陽黑子記錄是《漢書·五行誌下之下》中所謂：“（成帝河平元年）三月乙未，日出黃，有黑氣大如錢，居日中央。”與太陽黑子活動有聯係的極光現象，當時也有明確的記錄，《漢書·天文誌》：“孝成建始元年九月戊子，有流星出文昌，色白，光燭地，長可四丈，大一圍，動搖如龍蛇形。有頃，長可五六丈，大四圍所，詘折委曲，貫紫宮西，在鬥西北子亥間。後詘如環，北方不合，留一刻所。”
中國古代天文學的成就，還體現在天象觀測儀器的製作以及星圖、星表的編製上。漢武帝頒定太初曆前後，落下閎改進了渾儀，並以此重新測量了二十八宿的距度。漢宣帝時，耿壽昌用銅材製成用以演示天象的儀器——渾象。東漢時，張衡還製成了水運渾象。大約在西周時期，已經將太陽和月亮所經天區的恒星分為二十八宿。戰國時，甘德著《天文星占》八卷，石申著《天文》八卷，分別記載了許多恒星的位置，這是世界上最早的星表。《晉書·天文誌》記載，孫吳、西晉的太史令陳卓綜合前人的認識，“總甘、石、巫鹹三家所著星圖”，繪製了圓型蓋天式星圖，圖中收有283官，1464星。洛陽西漢壁畫墓以及山西平陸棗園村東漢墓中，都曾發現漢代的星圖。
中國古代在氣象學方麵也有引人注目的成就。殷墟甲骨文中，已經多有占問陰晴雨雪的卜辭。在春秋戰國時期的文獻中，已經可以了解當時二十四節氣的確定，分至啟閉定期風雲的記錄和對桃李開花、候鳥往來的觀察。《呂氏春秋》《夏小正》《禮記·月令》等，是世界上最早講物候的幾本書。自西漢以後，關於特殊的氣候，如大旱、大水、大寒、霜、雪、冰、雹等記載不但繼續增加，而且記錄的地域範圍也不斷擴大。除了觀測範圍的推廣和深入以外，在氣象儀器的創造和應用、各種天氣現象的理論解釋等方麵，也體現出氣象學的發展。直到明代以前，中國人在氣象學方麵的認識，許多地方都是超越西洋各國的。
在《史記·天官書》中，天文和氣象是混為一談的，其規律稱作“天數”，其異象稱作“天變”。
不能否認，中國古代天文學與氣象學的發展，與它們為政治權力服務的特殊功用有關。氣象學的早期發展當然直接與農業經濟的進步相聯係，可是因天時影響，“歲熟”“有年”都被看作天神對於現政權的佑護，而水、旱、風、雹等天災導致的“歲饑”，都被看作天神對於現政權的懲戒。
《史記·天官書》司馬貞《索隱》解釋“天官”二字時說：“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天文實際上與人文相應。《史記·天官書》中這樣記述天星中的至尊：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
而“北鬥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鬥為帝車，運於中央，臨製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係於鬥。”紫宮“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秦始皇營建宮廟，就仿象天上星列，“焉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又“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鹹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漢長安城的設計規劃，也有人認為是仿象星鬥，於是稱其為“鬥城”。
按照《漢書·天文誌》的說法，所謂“天變”者，都是人文現象的反映，“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
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蚤晚，邪正存亡，虛實闊，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曆鬥食，彗孛飛流，日月薄食，暈適背穴，抱珥虹昤，迅雷風祆，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
天象可以警示政治之失：
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天變與世間政事相應，就像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政治家觀星望氣，可以及時糾正政治的失誤。
所謂“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天垂象”，“取法於天”，“天垂象”，“聖人則之”，並非僅僅指據天象修正政治的情形，史籍中更多見的是依據天象進行政治預測的大量事例。
例如，《漢書·天文誌》中就有這樣的記述：
孝惠二年，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地動，陰有餘；天裂，陽不足；皆下盛強將害上之變也。其後有呂氏之亂。
（孝武建元）六年，熒惑守輿鬼。占曰：“為火變，有喪。”是歲高園有火災，竇太後崩。
元鼎中，熒惑守南鬥。占曰：“熒惑所守，為亂賊喪兵；守之久，其國絕祀。南鬥，越分也。”其後越相呂嘉殺其王及太後，漢兵誅之，滅其國。
太初中，星孛於招搖。《星傳》曰：“客星守招搖，蠻夷有亂，民死君。”其後漢兵擊大宛，斬其王。招搖，遠夷之分也。
（孝昭元平元年）三月丙戌，流星出翼、軫東北，幹太微，入紫宮。始出小，且入大，有光。入有頃，聲如雷，三鳴止。占曰：“流星入紫宮，天下大凶。”其四月癸未，宮車晏駕。
（孝宣）黃龍元年三月，客星居王梁東北可九尺，長丈餘，西指，出閣道間，至紫宮。其十二月，宮車晏駕。
（孝成）綏和元年正月辛未，有流星從東南入北鬥，長數十丈，二刻所息。占曰：“大臣有係者。”其年十一月庚子，定陵侯淳於長坐執左道下獄死。
上文說到的孝成建始元年九月戊子關於極光現象的記錄：“有流星出文昌，色白，光燭地”，占曰：“文昌為上將貴相。”相應的政治現象是：“是時帝舅王鳳為大將軍，其後宣帝舅子王商為丞相，皆貴重任政。鳳妒商，譖而罷之。商自殺，親屬皆廢黜。”
在當時人看來，天變的啟示，“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天文占、氣象占作為占驗政治前途的一種方技，也成為政治學術中備受寵用的一流。司馬遷說：“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帝王往往雖內心仍半信半疑，表麵上卻不得不對“候星者”“望氣者”虔誠敬事。除了“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之外，從事政治預測的專業人員“候星者”“望氣者”們的意見對於政治決策有重要的影響。
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五星占》和《天文氣象雜占》，應當就是司馬遷所謂“星氣之書”的實物遺存。《五星占》占文部分保存了甘氏和石氏天文書的一部分，末尾列出了從秦始皇元年到漢文帝三年70年間木星、土星和金星的位置，並描述了三顆行星在這一會合周期內的動態。《天文氣象雜占》，內容用以從天文、氣象占驗吉凶，大致可分雲、氣、星、彗四個方麵。其中占文多涉及軍事，如：
雲如此，戰勝。
□□又（有）兵車至。
天覺出，天下起兵而無成，十歲乃已。
軍興，大敗。
攻城入之。
是是蒿彗，兵起，軍幾（饑）。
圍邦見日月軍（暈）中有白雲出，城降，兵不用。
九月上丙，候日旁見交赤雲，下有兵起。
等等。也有關於國家政事的內容，例如：
天子立。
又（有）柏（霸）者。
又（有）王者。
不出一月，又（有）使至。
赤虹冬出，主□□不利人主。白虹出，邦君死之。
聖王出，霸。
賢人動。
白灌見，五日，邦有反者。
蒲彗，天下疾。
蒲彗星，邦疢，多死者。
是是竹彗，人主有死者。
小人代為王。
翟星，出日春見歲孰（熟），夏見旱，秋見水，冬見□。
邦君爭立，唯日所當。
邦君得祀。
赤日黑日皆出，大盜得。
日有珥，邦君有行。有行而珥，行不成。
有雲刾（刺）月，當者邦君式（弑）死。
赤日出，歲孰（熟）。
日出赤雲□之，歲幾（饑）。
彗星出所，其邦亡。
等等。可見，候星望氣之術服務的主要對象，是王、霸、邦君、賢人等政治活動家。
候星、望氣之術由於可以預見政治興亡，受到執政者的特別重視。傳說遠古掌管曆時星象的官羲氏和氏，因失職未能及時預報星變竟被處以死刑。《尚書·胤征》：“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秦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屍厥官，罔聞知，昏迷於天象，以幹先王之誅。政典雲：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明代律目中，也明確有“失占天象”條。不過，許多帝王對於候星望氣亦未必深信。《史記·秦始皇本紀》：
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
這一方麵透露出帝王內心的疑慮，一方麵表明星氣之學最終隻能是現世政治權力馴良的仆從這一事實。
執政者往往都千方百計地利用對天變的解釋來維護並力圖擴大自己的政治權力。《漢書·天文誌》記述，漢哀帝建平二年，“彗星出牽牛七十餘日。傳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曆數之元，三正之始。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出久者，為其事大也。’其六月甲子，夏賀良等建言當改元易號，增漏刻。詔書改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刻漏以百二十為度”，“其後卒有王莽篡國之禍。”據《漢書·李尋傳》，“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並以此教授夏賀良等，夏賀良等於是向漢哀帝反複陳說“漢曆中衰，當更受命”，“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天所以譴告人也”。在為王莽篡政進行政治準備的過程中，很可能也利用了彗星出現這一“改更之象”。另一方麵，當對於天變的理解不利於執政者時，往往嚴加禁絕。漢代稱之為“左道”，唐代稱之為“祅言”，執“左道”及造“祅言”者均處以極刑。於是史載有“術士妄談祿命，陷於大戮”者。元世祖至元三年十一月，詔禁天文圖讖等書。元英宗至治元年五月，因益都、膠州饑，霸州蝗，“太白犯鬼積屍氣，太陰犯軒轅”，“太陰犯明堂”，又“濮州大饑”，於是“禁日者毋交通諸王、駙馬，掌陰陽五科者毋泄占候”。六月又有“日有食之”，“涇州雨雹”，“太陰犯虛梁”，“滁州霖雨傷稼”，“太白經天”等天變，“仍禁妄言時政”。至治二年六月，“壬申，熒惑犯心。癸酉，申禁日者妄談天象。”星變次日，就匆匆明令禁議天象。元泰定帝泰定二年正月，“辰星犯天雞”，乃“禁後妃、諸王、駙馬，毋通星術之士，非司天官不得妄言禍福”。顯然，當發生按照傳統理解不利於現行統治的天變時，最高統治者往往運用行政力量將天變的公布權和解釋權牢牢握在自己手中，以免危及政權的安定。
二、讖緯迷信與神秘主義政治
讖，是假托神意的政治預言；緯，則以儒家經義附會人事吉凶禍福。讖緯，是讖語與緯書的合稱。作為秦漢時代興起的政治神學的標誌，讖緯迷信也體現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某些突出特征。
讖緯同作為中國傳統思想之正統的儒學之間有相互溝通、相互融彙的關係。讖緯顯著影響著中國封建王朝的政治生活，為封建皇權的合法性和封建王朝的法統提供了以神秘主義為內涵的理論依據。讖緯作為一種主要以社會下層為文化基礎的思潮，在一定程度上長期影響和引導著極其廣闊的社會層麵上的民眾心理，有時甚至也成為下層群眾反抗現世皇權的一種思想武器。
有人認為，秦始皇時代所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以及“亡秦者胡也”“今年祖龍死”“始皇帝死而地分”等等傳言，就是見於史籍的年代較早的讖語。《史記·陳涉世家》說，陳勝吳廣起義起初也曾借助神權進行宣傳鼓動：“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已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漢高祖劉邦起義，也有夜經澤中斬蛇的故事。明人楊循吉說：“斬蛇事，沛公自托以神靈其身，而駭天下之愚夫婦耳。大虹、大霓、蒼龍、赤龍、流火之烏、躍舟之魚，皆所以兆帝王之興起者，此斬蛇之計所由設也。”劉邦即皇帝位後，有人就利用讖緯宣傳所謂“漢為堯後”的說法，例如：
《尚書中候》：“堯之長子監明早死，不得立，監明之子封於劉。”“卯金刀帝出，複堯之常。”
《詩含神霧》：“含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漢皇，後赤龍感女媼，劉季興也。”
《春秋握成圖》“劉媼夢赤鳥如龍，戲己，生執嘉。”
《帝王世紀》說：“漢昭靈後含始遊洛池，有寶雞銜赤珠出炫日，後吞之，生高祖。”顏師古則批評“皇甫謐等妄引讖記，好奇騁博”，“蓋無取焉”。
《史記·封禪書》說，漢武帝時，有齊人公孫卿持劄書，“其書不經”，自稱“受此書申公”，“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複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大約在漢武帝之前，讖緯之學還基本處於“無書”的初級階段。然而自此之後，“緯候稠疊”，“篇條滋蔓”，所謂“時曆二漢，朱紫騰沸”，形成讖緯盛熾一時的文化奇觀。讖緯成為文化正統，甚至董仲舒這樣的大儒也滿身方士氣息，被稱作“神人大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