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成帝時，河決東郡，泛濫兗豫四郡三十二縣，沒官民屋舍四萬所。禦史大夫尹忠以不憂職致河決，自殺。漢史案圖緯，以為“當有能循禹之功”，於是在犍柯之資陽求之，得資中人王延世，征拜河堤謁者，治河，“三十六日堤防成，帝嘉之，改年曰‘河平’，封延世關內侯，拜光祿大夫，仍賜黃金百斤。”於是偽作圖讖謀取富貴形成風氣。《漢書·王莽傳上》：“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為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為真天子，皇太後如天命。”王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嬗”，乘機下書宣布改製。哀章就封“國將，美新公”。王莽時，卜者王況為李焉作讖，有“荊楚當興，李氏為輔”語，李通後來就利用這一讖語宣傳“劉氏複起，李氏為輔”，鼓動劉秀起兵。劉秀平定天下後，李通以“布衣唱義，助成大業”而“特見親重”，引拜為大司空。
利用讖緯思想取得最高政治權力的典型代表是王莽與劉秀。《漢書·王莽傳上》這樣記述王莽宣布改製時的虛偽表演：
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嬗。禦王冠，謁太後，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予以不德，枴於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後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禦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製。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為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旄灶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借皇天上帝之威，宣示新皇朝統治的合法性。王莽在稱假皇帝之前，就已經製造了十二道符命，又造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王莽及其親信熱衷於符讖的製作，還曾網羅天下通“圖讖”的所謂“異能之士”，於是伎數之人，附以詭術，掀起了呼喚王莽“受命”代漢的輿論高潮。
東漢光武帝劉秀的崛起，也得力於讖緯迷信。王莽末年，有道術之士蔡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有人說：“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仆邪？”劉秀決意起兵，直接原因是“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而李通“初事劉歆，好星曆讖記”。《後漢書·光武帝紀上》這樣記述劉秀稱帝經過：“行至鄗，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強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鬥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群臣因複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為大，萬裏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今上無天子，海內淆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答天神，以塞群望。’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六月己未，即皇帝位。”告天祝文中還說到民間流傳的讖語的作用：“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於再，至於三。群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劉秀以讖緯興，即位之後，似乎更崇信不疑，甚至用讖語來決定嫌疑。所以劉勰在《文心雕龍·正緯》中說：“至於光武之世，篤信斯術，風化所靡，學者比肩。沛獻集緯以通經，曹褒撰讖以定禮，乖道謬典，亦已甚矣。”
《孔叢子·連叢子下》說：“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內，皆為章句內學。”內學，即讖緯之學。《後漢書·方術列傳上》：“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騁馳穿鑿，爭談之也。”“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李賢注：“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秘密，故稱內。”《後漢書·蘇竟傳》：“夫孔丘秘經為漢赤製，玄包幽室，文隱事明。”李賢注：“秘經，幽秘之經，即緯書也。”讖緯政治，往往是通過一種不光明的方式來達到不光明的目的，同時，又采取極力強化其神秘性的手法來增益其效應。所以範曄在分析其特點時指出：“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或開末而抑其端，或曲辭以章其義，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讖緯之隱秘，是與政治的非公開性與專製性相聯係的。讖緯恰恰在大一統的專製主義政治逐漸健全的漢代興起，絕不是偶然的。
讖緯，很容易成為陰謀政治的手段，當然也可以為反正統的政治活動家所利用。漢昭帝元鳳三年，“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眭弘“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複起，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匹夫為天子者。”“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檀以帝位，而退自封百裏，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眭弘以“妄設祅言惑眾，大逆不道”而伏誅。漢宣帝時，蓋寬饒又上書，“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於是也以“大逆不道”論，被迫自殺。“漢為堯後”之說，本來是讖緯製作者宣傳漢家受命於天的基本論據，被眭弘、蓋寬饒更換一個角度，就解釋為宜禪讓賢人的依據了。甄尋積極為王莽篡權製造符讖，後來竟然偽造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後黃皇室主為尋之妻”，侵奪至於王莽的女兒，於是激怒王莽，下令收捕。“尋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臂入視之曰：此一大子也，或曰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尋父子當戮死也。”甄尋手紋據說有“天子”字，王莽則認定是“一六子”，謂父子當戮死。可見，讖語的製作與解釋，本來就具有隨意性，其本質的謬妄無稽，自然也由此暴露無遺。與甄尋類似，後來公孫述也曾經刻其掌，文曰“公孫帝”，遂自立為天子。
在兩漢之際的社會動亂中，很少有政治領袖不利用讖緯的。最初利用圖讖起事，終於取得成功的劉秀，在中元元年“宣布圖讖於天下”，從而標誌著讖緯正統化、法典化、定型化的意識形態改造過程終於完成。張衡說：“《河洛》《六藝》，篇錄已定”，李賢注：《衡集》上事雲：“《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八十一篇也。”據說即《河圖》九篇，《洛書》六篇，還有假托從伏羲到孔子演繹的三十篇，另外加上所謂“七緯”三十六篇，合計八十一篇：《文心雕龍·正緯》說，“而八十一篇，皆托於孔子”。漢明帝時，“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為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為說。”漢章帝建初四年，大會諸儒於白虎觀，以讖緯釋經，製定官頒政治理論教材《白虎通義》，其中僅現存所見的內容中，引述讖緯就達20餘處。讖緯之學，已經成為漢王朝以政治法律權力加以維護的正宗神學。
讖緯的最初意義，在於證明政治權力的正統性和合法性，宣示“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在得到最高政治權力的肯定與崇信之後，這種政治迷信影響政治生活的程度更愈益強化。當時，不同經學流派的歧見也必須按照讖緯的尺度來統一。凡私作圖讖及私改讖記者，都受到嚴厲懲處。漢明帝永平年間，楚王劉英“大交通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以為符瑞”，以“招聚奸猾，造作圖讖”，議為“大逆不道”之罪，終於自殺。淮陽王劉延也因與謝弇、韓光“招奸猾，作圖讖，祠祭祝詛”犯“大逆”之罪，“光、弇被殺，辭所連及，死促者甚眾”。
可是，人們看到，在讖緯迷信甚囂塵上時，仍有一些清醒的政治學者表現出反迷信的識見與勇氣。《後漢書·桓譚傳》說，“當王莽居攝篡弑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光武帝劉秀聽納讖記，桓譚書奏明言其誤，以為“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並曾當麵向劉秀“極言讖之非經”。劉秀以尹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時，尹敏也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張衡也曾經“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上疏建議“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魏晉開國，都曾附會符命。宋武帝劉裕、齊高帝蕭道成等帝王即位，也都曾假托圖讖。然而他們似乎僅僅是利用讖緯迷信，並非信而不疑，在鞏固政權之後，往往立即嚴禁圖讖，以防他人重演故伎，成為現政權的威脅。曹魏曾“科禁內學”。《晉書·武帝紀》記載，晉武帝泰始三年，“禁星氣讖緯之學”。《魏書·孝文帝紀上》說，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發布詔書：“圖讖之興，起於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為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秘緯及名為《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南朝宋大明年間，曾禁止圖讖。梁武帝也禁藏讖緯文字。特別突出的是隋代統治者對讖緯態度的急劇轉變。隋文帝楊堅取代北周時曾宣稱：“河洛出革命之符，星辰表代終之象”，“朕應籙受圖，君臨海內。”楊堅受禪後，著作郎王劭數次上表言符命，以為“今於大隋聖世，圖書屢出”，並引述緯書一一印證，鼓吹“明皇道帝德，盡在隋也”，楊堅大悅，“以劭為至誠，寵錫日隆”。然而《隋書·高祖紀上》記載，當隋王朝的政權剛剛鞏固，就於開皇十三年下令“私家不得隱藏緯候圖讖”。據《隋書·經籍誌一》，“煬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為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複其學，秘府之內，亦多散亡。”此後，雖然仍有查禁圖讖史事，但讖緯迷信作為政權力量支持的神學正宗的地位已經改變，圖讖已經不再作為“經國之典”，而更經常被下層民眾所利用，作為反抗封建政治權力的武器，即所謂“徒為妖邪所憑”了。
三、帝運與蠱道
中國古代政治生活中還有一種古怪的文化現象，就是蠱道，或者稱作巫蠱。巫蠱，是一種殘虐與愚昧交彙而形成的一種政治方術。這種以迷信為基礎的魔法應用於政治鬥爭中，使許多妄念演成惡行。
《紅樓夢》第25回《魘魔法叔嫂逢五鬼》中寫道，馬道婆受趙姨娘賄買，用道法暗害鳳姐和寶玉：
趙姨娘不及再問，……將首飾拿了些出來，並體己散碎銀子，又寫了五十兩欠約，遞與馬道婆道：“你先拿去作供養。”馬道婆見了這些東西，又有欠字，遂滿口應承，伸手先將銀子拿了，然後收了契。向趙姨娘要了張紙，拿剪子鉸了兩個紙人兒，問了他二人年庚，寫在上麵；又找了一張藍紙，鉸了五個青麵鬼，叫他並在一處，拿針釘了：“回去我再作法，自有效驗的。”
隨後果然生效，“寶玉大叫一聲，將身一跳，離地有三四尺高，口內亂嚷，盡是胡話”，“一發拿刀弄杖尋死覓活的，鬧的天翻地覆”，而“鳳姐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刀，砍進園來，見雞殺雞，見犬殺犬，見了人，瞪著眼就要殺人”。叔嫂二人果真為魔法所魘，狂亂之後，過了三四天，竟然“連氣息都微了。合家都說沒了指望了，忙的將他二人的後事都治備下了”。“又寫了五十兩欠約”一句，“庚辰本”作“果然寫了個五百兩銀子欠契來”，並有“脂批”寫道：
所謂狐群狗黨是也。大族在所不免，看官著眼。
賈府是鍾鳴鼎食的“大族”，《紅樓夢》中“魘魔法”的故事，其實也是作者運用藝術才華加以形象描繪所勾畫出的政治曆史的一幅剪影。
馬道婆所為，就是所謂“巫蠱”之術。
《說文·蟲部》：“蠱，腹中蟲也。”段玉裁注：“腹中蟲者，謂腹內中蟲食之毒也。自外而入故曰中。自內而蝕故曰蟲。”《左傳·昭公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誌。良臣將死，天命不佑。”又說：“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對於“何謂蠱”的疑問，和又作出了這樣的解釋：
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
蠱，總與“惑”相關，所謂“蠱疾”，大約是指神誌惑亂之症。《左傳·宣公八年》：“晉胥克有益疾”，於是被廢，說明蠱疾所導致的昏瞀迷亂，是絕對不適宜於執掌政治權力的。“蠱疾”，杜預注：“惑以喪誌。”是說已經不具備作為領導者起碼的生理條件的健全神經了。
以伴有邪術的詛咒等方式加害他人者，稱作巫蠱。
巫蠱之術，即所謂“蠱道”，其實是曆代通行的政治鬥爭的方式之一。《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衡山王劉賜“立徐來為王後，厥姬俱幸。兩人相妒，厥姬乃惡王後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後漢書·皇後紀·和帝陰皇後》：“有言後與（鄧）朱共挾巫蠱道。”《後漢書·章帝八王傳·清河孝王慶》：“後於掖庭門炤遮得貴人書，雲‘病思生菟，令家求之’，因誣言欲作蠱道祝詛，以菟為厭勝之術，日夜毀譖，貴人母子遂漸見疏。”直到清代，宮廷鬥爭中仍頻繁可見類似巫蠱的“咒詛”“鎮魘”之術。《東華錄》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記雲：
以大阿哥（直郡王）胤禔令蒙古喇嘛巴漢格隆咒詛廢皇太子用術鎮壓，革去王爵，幽禁於其府內，凡上三旗所分佐領盡撤回，給與胤牠，……以廢皇太子病由魘魔，至是治療已痊，諭眾釋之。
同書康熙二十八年二月記康熙《上諭》雲：
皇太子胤迆前染瘋疾，朕為國家而拘禁之，後詳察被人鎮魘之處，將鎮魘之物俱令掘去，其事乃明。今調理痊愈，始行釋放。朕將此情由，俱曾朱筆書出，詳悉諭諸大臣，今譬有人由染瘋狂，持刀砍人，安可不行拘執；若已痊愈，亦安可不行釋放，而必欲殺之乎？
所謂“將鎮魘之物俱令掘去”，說明其具體方式與漢代相比，仍無大的變化。
本書第八章中說到的“巫蠱之禍”，就是漢武帝時代因巫蠱迷信而激發的一次震動整個王朝的事變。
晚年漢武帝多病善忘，“意多所惡，以為左右皆為蠱道祝詛”，於是“窮治其事”。征和二年，丞相公孫賀父子、陽石公主、諸邑公主以及皇後弟子長平侯衛伉都因巫蠱處死。巫蠱之獄初起，是因為有人揭發公孫賀父子與陽石公主“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祝詛有惡言”。漢武帝用法苛嚴，而戾太子劉據仁恕溫謹，政見多有不同，而且劉據身邊已經集合起一個以修正漢武帝的政策為目標的政治集團。漢武帝信用的急進之臣江充利用了這一矛盾，“奏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漢武帝令江充為使者治巫蠱。江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汙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於是“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江充又利用漢武帝年老體病對巫蠱的疑懼，宣稱“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後，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當時漢武帝居甘泉，太子無以自明，於是起兵殺江充。太子率眾與政府軍在長安城中激戰數日，最終失敗，後被迫自殺。後來漢武帝終於悔悟，頒布“輪台詔”以糾正政治偏失，並且在太子劉據喪生之地建思子宮，築歸來望思之台。
巫蠱之禍，是巫蠱影響帝王政治命運的最突出的史例。巫蠱之術應用於政治鬥爭，往往被用作弱者的武器。《紅樓夢》裏馬道婆的話：“明裏不敢罷咧，暗裏也算計了”，說明這種特殊的政治鬥爭形式陰鷙幽暗的性質。從曆史上看，正統政治權力的代表者總是對巫蠱之術取明確否定和嚴厲取締的態度。
《六韜·文韜·上賢》：“偽方異伎，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衡山國王後徐來“坐蠱殺前王後乘舒”，被處以棄市之刑。和熹鄧後“挾巫蠱道”，有關者也都以“大逆無道”定為死罪。漢武帝時江充主持的巫蠱之獄，當然更是規模空前的大獄。漢代史籍中可以看到對與巫蠱有關的“祝詛”“左道”的處置。《漢書·諸侯王表》：廣陵厲王劉胥“坐祝詛上自殺”。東平煬王劉雲同。《濟北王傳》：濟北嗣王劉寬“祠祭祝詛上，有司請誅”，“以刃自剄死”。《王子侯表上》：安檀侯劉福“坐為常山太守祝牴上，訊未竟，病死”。鄗侯劉舟“坐祝郃上，要斬”。同樣因“祝詛”處死的，還有《高惠高後文功臣表》繆侯酈終根、埤山侯其仁、戴侯彭蒙、按道侯韓興，《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迺侯陸則、容城侯徐光、襄城侯桀病已、散侯董賢、膫侯畢奉議、外石侯吳首、下鄜侯黃奉漢、開陵侯祿、承父侯續相如，《外戚恩澤侯表》宜陵侯息夫躬，《百官公卿表下》漢武帝朝大鴻臚戴仁等等。漢代還多見因“左道”治罪的大臣，其具體罪行或稱“假鬼神罔上惑眾”。《禮記·王製》：“執左道以亂政，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鄭玄注：“左道，若巫蠱及俗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