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蠱這種充滿神秘主義色彩的“偽方異伎”，原本起源於早期人類與現今有著根本區別的原始思維。巫，是兼有神力的超人。在原始人的意識中，“巫師可能施展的巫術是不可數計的”，“巫術有‘無窮的可能性’，它一有機會就要表現自己的力量。”巫術活動的領域，包括“夢想著權力和成功，畏懼著危險和不幸”的心理環境。弗雷澤在《金枝》中寫道：“在各種不同的時代，許多人都曾企圖通過破壞或毀掉敵人的偶像來傷害或消滅他的敵人。他們相信，敵人將在其偶像受創傷的同時，本人也受到傷害，在偶像被毀掉的同時，本人也會死去。”“數千年前的古代印度、巴比倫、埃及以及希臘、羅馬的巫師們都深知這一習俗，今天澳大利亞、非洲和蘇格蘭的狡詐的，心懷歹意的人仍然采用這種做法。”“當一位奧吉布威印第安人企圖加害於某人時，他就按照那仇人的模樣製作一個小木偶，然後將一根針刺入其頭部或心部，或把箭頭射進去。”“如他想馬上殺死這個人，便一麵念咒語，一麵將這個木偶焚燒過埋葬；秘魯的印第安人用脂肪和穀粉捏製出他所討厭或懼怕的人的塑像，並在那位受害者將要經過的路上把它燒毀，他們將此稱為‘燒掉那人的靈魂’。”
相近的巫術形式體現出共同的文化基礎。列維-斯特勞斯說：“野性的思維能夠理解的性質與科學家關心的性質不同。他們是分別從對立的兩端來研究物理世界的：一端是高度具體的，另一端是高度抽象的；或者是從感性性質的角度，或者是從形式性質的角度。”巫術思想是獨立於現代科學體係的另一文化體係。對於其豐富內涵的認識至今仍有待於深化。現今的認識水平似乎還不足以提供全麵理解巫術文化何以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基礎。
不過，人們還是會就這一問題進行思索：為什麼看似成熟而完善的中國政治形態中竟然可以長久地保持這種遠古風習的遺存呢？
人們自然會注意到，這一事實除了表現出中國傳統文化的神秘主義特色而外，似乎還可以給人以這種啟示：中國傳統政治結構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建築在迷信的文化基礎上的。
應當指出，巫蠱之術，在中國古代是應用極其普遍的政治技術。甚至看來對巫蠱深惡痛絕，興巫蠱大獄以致釀成動亂的漢武帝，史書中也有在政治鬥爭中運用巫蠱之術的記載。《史記·封禪書》：太初元年“西伐大宛”，“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漢書·郊祀誌下》應劭注：“以詛軍為功。”蘇軾《仇池筆記》卷上對此評論道：“漢武帝惡巫蠱如仇讎，蓋夫婦、君臣、父子之間，嗷嗷然不聊生矣！”然而“己且為巫蠱，何以責其下？此最可笑”。司馬遷著入《封禪書》，班固著入《郊祀誌》，顯然是將巫蠱詛軍之事列於“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之中，以為足可與封禪、郊祀諸“古今盛典，皇王能事”相比列。正如錢鍾書在《管錐編》中所指出的：“祝此之壽考者即可詛彼之死亡，如反覆手之為雲雨。堂皇施之郊祀，則為封禪；密勿行於宮闈，則成巫蠱，要皆出於崇信方術之士。巫蠱之興起與封禪之提倡，同歸而殊途者歟。”巫蠱與封禪，恰恰可以從兩個方麵體現出鬼神迷信作用於政治生活的力量。
四、聖王必以鬼神為
《墨子·明鬼》說：“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夫天下豈亂哉？”又說：“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為。其務鬼神厚矣，故書之竹帛”，“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管子·牧民》也說所謂“守國之度”“順民之經”，在於“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廟”“恭祖舊”，即對政治迷信的強化，而“明鬼神”居於首位。《禮記·祭義》：
因物之精，製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
更突出地強調了這一政理之要。
《淮南子·氾論》曆舉俗忌如“饗大高者，而彘為上牲；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倣其肘；枕戶橉而臥者，鬼神蹠其首”，又進而說：“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官府者也，故以禨祥明之。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盛，以聲其教。”所謂“借鬼神之盛，以聲其教”，正與《易·觀》所謂“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主旨相同。利用對鬼神的迷信來加強政治權力的威勢，是封建統治者世代相傳的法寶。《論衡·四諱》也說：“夫忌諱非一，必托之神怪，若設以死亡，然後世人信用。”鬼神的威懾力量，成為執政者推行專製的輔助。所以魏源《古微堂集》內集卷一《學篇》說：
鬼神之說有益於人心，陰輔王教者甚大；王法顯誅所不及者，惟陰教足以懾之。
所謂“陰教”，可以說是對於這種富於潛在力量的政教形式的恰當定義。“於是賞罰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而蚩蚩之氓，其畏王倖，不如其畏鬼責矣。”李商隱《過故崔兗海宅》中所謂“莫憑無鬼論，終負托孤心”，更表明對鬼神迷信的利用，已經成為一種政治原則，一種政治慣例，一種政治傳統。
《荀子·天論》中有這樣一段話，有人斷言為對“儒家的天命論”的“批判”，其實毋寧說是對統治者所宣揚的政治迷信的比較冷靜的評議：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凶也。
雩，即求雨的祭禱儀式。荀子可以說揭破了一種虛偽的政治權術。百姓以為代表正義、公理、道德的象征力量，統治者不過“以文之也”而已，僅僅用作政治權力的一種虛美的裝飾。
當然，這並不是說綿延數千年，有時達到極度狂熱的政治迷信不會對政治權力本身造成相應的影響。事實上，曆史上的許多例證可以說明，在強大的政治迷信的作用下，包括帝王們的人格以及政府的基本行政內容、政治形態的某些基本特質等等，都可能隨之發生某種畸變。
例如，封建政治迷信對於帝王人格塑造和帝王心理變態的影響，就表現在這種社會意識使帝王理所當然地居於獨尊的地位，從而形成獨夫的性格。其虛偽、愚暗、偏執、狂悖，顯然淹沒了正史中反複讚頌的仁政與德音。帝王心理其他方麵的表現，諸如性意識、人倫觀念、文化傾向、處世態度、民族情感等等，也往往都發生相應的變異，於是成為心理怪異、行為失度的“非人”。特別應當指出的是，在鬼神迷信作用下帝王的神仙觀以及求仙探索對於政治史也發生過一定的影響。
秦始皇兼並天下，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並勃海以東”，在琅邪居留三月，開始接受濱海地區文化的影響。“齊人徐砠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砠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三十二年，秦始皇至碣石，又派燕人盧生求古仙人羨門、高誓，並“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漢武帝更是一位虔信鬼神的帝王，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每每愛重方士，信用不疑，自李少君後，拜“以鬼神方見”的少翁為文成將軍，又拜欒大為五利將軍，又令“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並以衛長公主妻之，授以“天道將軍”印，一時“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元光二年，開始派遣方士入海求蓬萊仙者，並多次東巡海上“冀遇蓬萊”，“複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後來又在建章宮北治太液池，中設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傳說“仙人好樓居”，漢武帝於是令長安作蜚廉桂觀，甘泉作益延壽觀，“乃作通天莖台，置祠具其下，將招來仙神人之屬”。所以司馬遷說漢武帝“尤敬鬼神之祀”，以為他在推崇鬼神迷信方麵是一位史無前例的帝王。王莽執政，廣置“鬼神淫祠”，《漢書·郊祀誌下》說，“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乃以雞當鶩雁，犬當麋鹿。”並“數下詔自以當仙”。《漢書·王莽傳下》記載，傳說黃帝時建華蓋以登仙，王莽於是也造九重華蓋，“載以秘機四輪車”，出行時令此車在前，“帟者皆呼‘登仙’”。顯然也是一位狂熱的求仙者。曆史上許多帝王畢生探求長生不死之藥，甚至中毒喪生。《舊唐書·郝處俊傳》說，唐太宗之死，就與服胡僧靈草秘石有關。後來唐憲宗、唐武宗都因服方士丹藥而死。明嘉靖皇帝甚至退居西苑萬壽宮達20餘年，長期不問朝政，專意煉丹求仙。他不僅自己如此，還強令其臣下效法其行，“入直西苑諸臣，帝皆令乘馬，又賜香葉束發巾，用皮帛為履”，內閣首輔夏言以為“非人臣法服，不受”。後來夏言被處以棄市之刑，“前不戴香冠事”竟然是嘉靖帝一直耿耿於懷，終以為不可寬恕的重要因素。
在鬼神迷信的作用下，封建國家將祠祭神鬼作為最重要的行政內容之一。《左傳·成公十三年》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在被看作最重要的國事的祀禮中，除了敬事天地、日月、山川諸神之外，還有其他一些類似的活動，其組織規程也形成定式，成為國家政治製度的一部分。
例如定期的逐疫辟邪等儀式。漢代有祓禊儀式：“（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為大絜。”杜篤《祓禊賦》：“巫鹹之徒，秉火祈福。”應劭《風俗通義》以為這一儀式與《周禮》所謂“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有關。《續漢書·禮儀誌中》還說到“浚井改水”，“鑽燧改火”，此事也在政府安排下進行。居延漢簡中有這樣的內容：
禦史大夫吉昧死言丞相相上大常昌書言大史丞定言元康五年五月二日壬子日夏至宜寢兵大官抒
井更水火進鳴雞謁以聞布當用者·臣謹案比原泉禦者水衡抒大官禦井中二二千二石二令官各抒別火
“更水火”，也就是“改水”“改火”。這件事竟然在太史丞確定時日後，要由禦史大夫丙吉、丞相魏相、太常蘇昌共同部署。至於最隆重的逐疫儀式“大儺”，《續漢書·禮儀誌中》這樣寫道：
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卹子。皆赤幘妳製，執大鞀。方相氏黃金四月，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倖從仆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禦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禦前殿。黃門令奏曰：“卹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卹子和，曰：“甲作食洸，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姅。彿呼，周昇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門外枓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百官官府各以木麵獸能為儺人師訖，設桃梗、鬱況、葦茭畢，執事陛者罷。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雲。
所謂“避疫”，其實是驅逐一切惡鬼。參加儀式者包括百官、宦者、騎士等等，甚至皇帝本人也在這場表演中擔任角色。大儺，既是一種民俗展覽，也可以說是一種富有神秘色彩的政治遊戲。
在以農業為基本經濟方式的中國古代，政府不能不對決定農產豐歉的降水情況寄予特別的關注。殷墟甲骨文中已經多見卜問降雨的卜辭。雲夢睡虎地秦簡《田律》中規定，對於受雨地畝、雨量多少，都要及時上報，發生水旱等天災，也要報告詳細災情，距離近的縣，文書由走得快的人專程遞送，距離遠的縣由驛站傳送，在八月底以前送達。與此相聯係，我們又看到漢代政府官員主持“請雨”的製度：
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閉諸陽，衣妳，興土龍，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反拘朱索〔縈〕社，伐朱鼓。禱賽以少牢如禮。
《漢舊儀》：“求雨，太常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以賽，各如其常牢，禮也。四月立夏旱，乃求雨禱雨而已；後旱，複重禱而已。”求雨似乎有時還由作為九卿之首的太常來主持。
鬼神迷信的影響，又是中國傳統政治形態內在封閉性特質所以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這種內在封閉性特質的突出表現之一，是政治活動的隱秘性即非公開性。
《史記·秦始皇本紀》：盧生對秦始皇說：“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伋，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倓。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秦始皇於是“令鹹陽之旁二百裏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複道是類似天橋的高架道路，甬道兩側築壁，都是為了使行蹤不為臣民所知而出現的特殊的道路形式。秦始皇曾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甚眾，“弗善也”。身邊侍從或有人私告丞相，丞相隨即減損車騎，於是：
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群臣受決事，悉於鹹陽宮。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一一論《左傳》記晏子與齊侯問答事，說道：“春秋以前據君位利勢者，與戰國秦漢以後不同，君臣之間差不甚遠，無隆尊絕卑之異。”這種君臣之間相對的平等與親近，在秦始皇時代被徹底粉碎。自秦以後，行為力求隱秘，成為曆代帝王多所遵行的政治原則。《南齊書·明帝紀》說，南齊明帝蕭鸞“性猜忌多慮”，“南出則唱雲西行，東遊則唱雲北幸”。《隋書·煬帝紀》記載，隋煬帝“性多詭譎，所幸之處，不欲人知”。有的帝王甚至隱身宮闈，減省政事。明萬曆四十年，南京各道禦史就曾經對皇帝提出批評說：“上深居二十餘年，未嚐一接見大臣。”
在中國古代專製製度下，曆來“宮禁至重”。漢律規定，如泄露宮禁之內秘事，要處以重刑。漢元帝建昭二年，淮陽王舅張博、魏郡太守京房因“窺道諸侯王以邪意，漏泄省中語”，前者被腰斬，後者被處以棄市之刑。漢元帝任命的禦史中丞陳鹹也“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後“減死，髠為城旦”。賈捐之也被指控“漏泄省中語”，“竟坐棄市”。漢元帝河平元年，京兆尹宋登也“坐漏泄省中語，下獄自殺”。漢安帝元初四年，袁敞“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漏泄省中語，策免”，後自殺。所謂“漏泄省中語”，本原指私傳宮禁中議政的內容，然而實際上擴大到宮廷生活的幾乎一切方麵。《漢書·孔光傳》說，漢成帝時，孔光“典樞機十餘年”，“周密謹慎”，休假日與家人閑談，“終不及朝省政事”。有人問他：“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孔光“嘿然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溫室”，是未央宮中殿名。孔光模範遵行“周密謹慎”的言行規範，甚至連宮中所植樹木也不隨便議論。
《唐律》規定：“諸漏泄大事應密者，絞。非大事應密者，徙一年半；漏泄於蕃國使者，加一等。”《疏議》以為“大事”指涉及重要軍政情報者。而所謂“非大事應密者”則範圍極寬。沈家本《漢律摭遺》說：“所漏泄者如關於軍事國政自當重論，否則尋常燕私之語，烏可遂以殺人哉？”可惜這是近代人的認識，在古代專製製度下，事實上處置的嚴厲，往往超過法律條文。政治權力與政治行為神秘化的傾向，曾經與當時的鬼神觀念有關。神仙百求，仍“隱”而“不見”。而帝王求仙行為，也往往“其事秘，世莫知也”。主管神鬼祀祝的官員，稱為“秘祝之官”，祠所稱“秘祠”，與此有關的典籍則稱作“秘書”。由此形成的文化傳統，影響到政治生活，正如《易·係辭上》所指出的，“密”，逐漸成為一種上下共同遵循的政治原則：
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在這一政治原則以及由此所導致的政治參與的有限性和政治機構的隔閉性的作用下，形成了高度密閉而毫無公開性的政治傳統。於是，政治形式長期體現出極端專製的性質，隻有帝王和少數權臣才能夠決定政治的方向和國家的命運。與這種政治特征相關，中國古代還出現了後妃外戚政治與宦官政治交替作用於政治史進程的怪異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