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由生所以盡孝，因位所以立忠。事君事父，資敬之理寧異；為臣為子，率由之道斯一。忠為令德，實所景行。今將發篋陳書，備加論討。
梁元帝：《忠臣傳序》
忠，是封建政治道德的主體。
自有專製製度以來，就有了對“忠”的無窮盡的要求和無休止的褒揚。
黑格爾曾經說，“封建”和“忠誠”是連在一起的，所有的封建統治者都一無例外地要求臣屬們對他們絕對“忠誠”。黑格爾指出：“這種忠誠乃是建築在不公平原則上的一種維係，這種關係固然具有一種合法的對象，但是它的宗旨是絕對不公平的；因為臣屬的忠誠並不是對於國家的一種義務，而隻是一種對私人的義務——所以事實上這種忠誠是為偶然機會、反複無常和暴行所左右的。”
對君主的無條件的“忠”，也是中國傳統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則。在某些曆史階段，“忠”甚至擴衍成為全民的倫理傾向。“忠”，對於臣民來說，是一種壓抑人性的心理枷鎖；對於帝王來說，則是維護政治秩序的主要綱紀。在以“忠”為主要支柱之一所設立的舞台上，封建專製主義政治的凶虐、愚鄙、黑暗連續演出了兩千年。
通過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忠”這種道德規範的內容、背景及曆史作用的分析，可以進一步認識中國封建政治迷信的某些特點。
一、反理性的沉重枷鎖
早在春秋時期，已經出現了推崇“忠”的政治思想。“忠”往往與“貞”“信”並提，起初是指一種始終不渝的政治責任感。
晉獻公寵愛麗姬，欲立其子奚齊為嗣，使荀息為奚齊師。獻公有疾，托孤於荀息，並問荀息將何以事之。荀息稽首而對曰：
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
獻公又問：“何謂忠、貞？”對曰：
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為了君主的利益，當竭力而為，就是“忠”；先君新君，都無從猜疑，就是“貞”。獻公死後，裏克等欲發動政變，迎立重耳。荀息以“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拒絕了裏克的爭取，終於以死相殉。
《左傳·昭公元年》：“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忠、信、貞三者兼備，就實現了所謂“義”。晉國的大臣叔向還說到“忠信”和“禮”的關係：“忠信，禮之器也。”他認為所謂“忠信”是理想政治形態“禮”的基礎。楚人鍾儀為鄭國囚係，又獻於晉，仍“南冠”，撫琴則“操南音”，言談仍尊楚君。範文子評論說：“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信以守之，忠以成之”，兼以仁、敏等素質，則“事雖大，必濟”。
“忠”既是倫理觀念，又是政治思想。我們看到，春秋時期人們對“忠”有不同的理解，也就是說，“忠”的定義曾經是相對模糊的。
當時，“社稷”與“君主”往往被視為一體，盡力為其服務都稱作“忠”。《左傳·襄公十四年》：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於周，萬民所望，忠也。”在經濟上克己以維護“公室”，也得到“忠”的美稱。《左傳·成公十六年》：“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季文子之死時，據說家無私積。《左傳·襄公五年》：“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忠”，大致還有公正、耿直、寬厚等多種含義。當時還有“遠圖者，忠也”的說法。君主“利於民”也可以稱為“忠”。隨國的大臣季梁說：“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魯莊公將與齊師戰，曹劌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忠”，似乎曾經被作為一切理想政治態度的共同標識。
戰國時期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走向成熟的時期。當時的思想家不僅建立起各派政治哲學的基本構架，而且已經開始設計新的政治製度的藍圖。隨著高度集權的專製主義政體的初步形成，“忠”這種政治規範於是有了新的確定的內涵。
我們可以試舉《韓非子》中有關“忠”的部分內容：
知而不言，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初見秦》）
國有擅主之臣，則群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奸劫弑臣》）
群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三守》）
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解老》）下盡忠而少罪。（《用人》）
忠臣盡忠於公。（《難三》）
君明而嚴，則群臣忠。（《難四》）
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內儲說下六微》）
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為忠臣。（《忠孝》）
“忠”，成為專門針對臣子的政治道德標尺。為人臣者必須“忠於主”，必須“以忠信事上”，否則“當死”，至少“則刑法之爪角害之”。由多見“忠貞”“忠信”並提到出現“忠順”一語的變化，似乎也可以說明人們對“忠”的理解，已經轉而更重視其服從的一麵。至於“忠孝”以及“孝悌忠順之道”的提法以及將“忠臣之所以事君也”與“孝子所以養親”並列，都如同《禮記·祭義》所謂“事君不忠，非孝也”一樣，一方麵反映出宗法政治的深刻影響，另一方麵也體現出人臣對於君主絕對依附與絕對馴從的關係。
《韓非子·十過》說：“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其主旨或許與《左傳·襄公二十八年》“遠圖者，忠也”相近。《韓非子·飾邪》也強調“小忠不可使主法”：“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以相愛，是與下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這裏所謂“忠”，殘留有人際間相互誠愛的意義，然而“小忠”“大忠”之區分，說明“忠”已經是較為成熟的政治觀念了。《荀子·臣道》還說到“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韓詩外傳》卷四第三章中，也有大體相同的內容。“忠”，被劃分為不同的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