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專製主義帝國形成之後，君權之專斷至於極點，“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新的政治體製規定了新的君臣關係，“忠”於是有了無條件服從與無條件獻身的新的含義。理想的政治格局，應當就如“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大小之臣，鹹懷忠良”。
“忠”作為政治規範對臣民形成了更苛嚴的要求。儒學典籍中甚至開始提倡“殺身以成其忠”。
“忠”成為一種反理性的政治原則。這一原則意味著對君主意誌不經過思索、不需要理解的完全的盲從。《管子·七臣七主》說到所謂“愚忠讒賊”，當時形容為“讒賊”的“愚忠”，後來卻長期受到普遍的欣賞。漢武帝時，博士狄山與禦史大夫張湯在禦前爭辯，張湯斥狄山“愚儒無知”，狄山說：“臣固愚忠，若禦史大夫湯，乃詐忠。”枚乘上書吳王，也說：“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都以“愚忠”為榮。臣下對於帝王的服從是無條件的。《漢書·禮樂誌》：“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而“君為臣綱”是所謂“三綱五常”中首要的政治教條。在這種綱紀的束縛下，臣下幾乎沒有思想的自由，特別是沒有政治思想的自由。上層執政者“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群下自盡”而已，而“群下”僅僅是政治機器中無知無欲的冰冷的部件。《後漢書·馬廖傳》說，馬廖“質誠畏慎”，“盡心納忠”。由“畏慎”二字，可以看到“忠”這種政治道德規範中體現的奴性基因。
《白虎通義·三教》論聖王設三教之義，以為王者設立三教，是在繼承前代衰亂之後，為了補救前代的弊病，使人民回到正道上來，三代聖王施行的“三教”，形成相互補救的連環關係：
王者設三教者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王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繼周尚黑，製與夏同。三者如順連環，周而複始，窮則反本。
夏代之王以“忠”為教，其缺點是鄙野；矯正鄙野最好的方式莫如“敬”。殷代之王以“敬”為教，其缺點是迷信鬼神；矯正迷信最好的方式莫如“文”。周代之王以“文”為教，其缺點是澆薄；矯正澆薄最好的方式莫如“忠”。這樣就構成了“三教”的連環：周季之後，又“周而複始”，回複到對“忠”的推重。
如果這種說法能夠成立，那也不過是“在高級階段上重複低級階段的某些特征”，隻不過“仿佛是向舊東西的回複”。秦漢以後對“忠”的宣傳，除了強調“忠不違君”的服從的一麵而外，《呂氏春秋·權勳》中所謂“忠不可兼”即不能盡忠於二君的觀點得到發揚。《詩·邶風·北風》鄭玄箋：“事君無二誌”，“勤身以事君，何哉，忠之至”。傳東漢馬融所著《忠經》中也說：“忠也者，一其心之謂也。”鄭玄注：“一則為忠，二則為僻。”“忠”則“不貳”的觀念，顯然是由於一統一元的政治體製的形成才凝定為一種政治法則的。而在此之前，“高層政治家可以自由地從效忠於這個王侯轉向效忠於另一個王侯。”
《白虎通義·三教》還說：“教所以三何？法天、地、人；內忠，外敬，文飾之，故三而備也。”可見“三教”的核心和基本點仍然是“忠”。這部漢代官定政治理論教程還提出“忠法人”的命題：
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忠為人教也。
人道的主旨是“忠”；用最完善的道理去教人，是“忠”的極致；人以“忠”相教，所以說“忠”是人教。
然而事實上人們卻看到，“忠”的實質，嚴格來說是違背人道的，是反人性的。
《逸周書·諡法》：“危身奉上曰忠。”《左傳·昭公元年》：“臨患不忘國，忠也。”“忠”的原則不僅要求臣下為君主臨危赴險，而且還要求他們為君主無條件地獻身。《禮記·文王世子》：“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這就是被稱譽為“大忠”的周公為後世人臣樹立的政治典範。東漢人任延說：“忠臣不私，私臣不忠。”諸葛亮說：“忠誌之士，忘身於外。”都強調忠臣應全心全意為帝王獻身的責任。帝王對於臣民，有生殺予奪之權，而忠臣當然隻能順從。曆史上以“忠”為諡的政治活動家，確實大多歸於悲劇結局。清代官吏正式冠服均係所謂“忠孝帶”，有一種說法，認為其作用在於皇帝賜死時，臣子用以自盡：“或曰如以獲罪賜盡，倉猝無帛，則以此帶代之，故曰忠孝。”
古來有所謂“許國養親不兩立”以及“忠孝不並”的說法，指出忠孝難以兩全。盡管有“移孝作忠”之說，指出忠孝之間的聯係，然而當二者確實相抵觸時，傳統道德更傾向於犧牲“孝”而成就“忠”。也就是說，“忠”的政治原則，是要求在必要時斷然割斷親情的。在“忠”的政治框架內人性的壓抑和扭曲，還體現在它對民族心理的深刻影響。《說苑·臣術》：
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
忠臣首先必須“卑身賤體”，也就是進行人格的自我貶抑，謙恭地跪拜在專製政治麵前。無論“忠”的政治觀念在曆史上曾經表現出何等積極的作用，這種奴性精神都是必須明確加以指斥、批判的。韓非在談到如何處理君臣之間的這種關係時，提出在不同的場合可以講不同的假話，可以講違心的話。《韓非子·說難》中就介紹了講假話和違心的話的技巧，並且借伊尹與百裏奚事辯解說：
伊尹為宰，百裏奚為虜，皆所以幹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汙也。今以吾言為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恥也。
“我的言論被看作教人們在君主麵前做奴隸，低三下四地講假話和違心的話，然而，隻要這樣做能夠達到振世救弊的目的，那麼也就算不得恥辱。”虛偽、汙漫以及其他種種人以為恥的行為，隻要是在“忠”的旗號之下，似乎自然就具有了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