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愚忠”及其病理分析
“忠”，在中國封建政治長期演進的過程中，逐漸成為政治倫理的最基本的內容。“忠”的觀念，在其內部精神上，實質上已經成為一切政治品德中的中心品德，一切政治義務中的中心義務。人們以“忠”為尺度衡量一切政治言行，實際上否定了臣民個人的政治權利。狂熱的“忠”的情感及其在政治史中表現出來的輝煌功用，使政治倫理中的其他內容統統黯然失色。
這種現象之所以形成，當然不能否認封建專製政權宣傳倡導的作用。所謂“旌忠”“褒忠”“勸忠”“勵忠”，都使這種正統政治觀念深入人心。可是這種觀念的社會影響之絕對廣泛，特別是經過近代對傳統思想懷疑、揚棄的曆史大潮之後，“忠”的觀念並沒有被否定、被革除，甚至更盛熾一時的事實，說明它的存在和影響，具有更為深刻的文化淵源。
托西亞·羅伊斯在《忠之哲學》一書中說道：“‘忠’決不是純然的情感。崇拜和感情，雖可與‘忠’相隨，然決不能單獨構成忠德。而且忠義之士的盡心，是含有將其自然欲望，加以一種約束，或將其屈服於主義之下的。沒有自製，‘忠’不可能。忠義之士，誌為人役。這就是說，忠義之士，不純然順從他自己的衝動。他是拿主義做指導的。主義命做何事，即做何事。他的盡心也是全部的，毫無保留的。主義所命，生死是不計的。”他認為，成為“忠”的基礎的，是某種“主義”，也就是說，是某種政治信仰。
在中國民間，盡管史籍中看不到明確的定義，可是這種政治信仰確實存在並且往往發生著決定性的作用。這就是對政治清明與政治安定的向往。
忠臣，就是理想政治的人格代表。在民間較為普及的文藝形式諸如變文、話本、雜劇中忠臣受到的熱烈讚頌，就體現出這種向往的執著與熱切。
值得注意的是，曆史上在民間影響最廣的忠臣大都是堅持盲目而狂熱的“愚忠”而走向悲劇結局的。如比幹、萇弘、屈原、範增、楊業、嶽飛、文天祥等等。主上或者昏暗，或者庸懦，而他們“竭忠誠而事君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當然不能忽略其“冤屈”與“苦懷”打動人心的作用，但是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人們把政治開明與政治安定的期望，寄托在忠臣身上。“忠”對於他們來說，象征著公正與廉明。在前民主時代，這顯然是代表著人民性的正義的要求。在民眾沒有權利影響政治進程、沒有力量決定政治方向的情況下，隻能通過情感傾向來表達自己的政治意念。不過，他們往往隻能百般惋惜地看著忠臣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並且通過對忠臣的深切緬懷來寄托更迫切的期待之情。
盡管民眾的政治能動性往往僅僅局限於對崇拜對象的選擇，但是這種崇拜千百年來卻終於導致“忠”幾乎成為全民共同的政治心理傾向。
有的學者分析這一曆史現象時指出，中國政治的“權威係統”，養成了所謂的“權威性格”。這一觀點應當是能夠成立的。馬克思在論述封建官僚政治時指出：
權威是它的知識原則，而崇拜權威則是它的思想方式。
“在官僚界內部”，“盲目服從”，“對權威的信賴”等等，已經形成了一種基本的政治定式。“國家已經隻是作為由從屬關係和盲目服從聯係起來的各派官僚勢力而存在。”這種“對權威的信賴”和“盲目服從”，就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忠”的實質。
“忠”以及它特殊的極端形式“愚忠”，意味著對君權的無條件服從。盲從和依賴，表現出消極、保守的傾向，意味著生機與創造力的衰竭。“忠”這一政治觀念在中國文化中影響之深刻與久遠，正是與中國政治形態的保守與陳舊相一致的。
《論語》是孔子言行的記錄，後來成為儒學最高的經典。《論語·八佾》：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
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是儒學關於君臣關係的權威性論述。《禮記·禮運》：“君仁臣忠”，大意也相同。孔子關於“忠”的論述還有可以作其他理解的內容，如“為人謀而不忠乎？”“孝慈則忠”等等，可是唯有“臣事君以忠”成為法典性的聖賢之言，就是因為它適應了專製主義官僚政治的需要。封建專製政治對“忠”的觀念的利用，直到明清之際在新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最初衝擊下方始動搖。王夫之否定專製主義的“正統”，指出：“天下非一姓之私也！”黃宗羲也把批判的矛頭指向封建君主：“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他說：“臣之與君名異而實同”，“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為事，則君之仆妾也；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師友也。”從而從根本上否定了忠於帝王的合理性。
托西亞·羅伊斯的《忠之哲學》將日本人的“忠”與其他民族的“忠”作了比較。他認為，“日本人的忠德，不純然是為壓迫者所用的工具”，指出它與“那種無知的俄國農民之盲目而可憐的忠德，是截然不同的”。日本人的忠德，曾造成其民族精神之一種驚人的誠心的團結。“這種忠德，曾把粗野的自我肯定加以阻礙，則這種忠德，卻沒有把個人的判斷加以壓抑。因為日本現代的維新，確依乎個人技巧和個人可能性之最大發展。這不僅是理智的，而且是道德的。這種忠德，自然沒有為人造出機器，然而卻使個人才智產生一可驚的發展。”其實，日本人這種與現代民主政治並存的“忠”的觀念，已經經過了現代政治生活的改造，表現出“理智的”特征。科恩在論述“民主與忠誠”時曾經說：“因為民主的實質要求我和所有公民一樣有同樣權利參與社會的指導性決策，因此，民主可以贏得其公民自然的而且合乎理性的忠誠。”在民主的政治環境中，“對社會保持忠誠的那種義務”，“不是任何高層權威強加於我的”。“這種忠誠部分是由於社會賦予我參與政府的權利”。假若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忠”的觀念在民主政治的影響下轉換為“理性的忠誠”“對民主的忠誠”，可以設想在政治生活中將會發生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