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執東曜，帝扆居北辰。
小乘開治道，大覺拯蒼民。
殊塗同義路，分流合智津。
庾肩吾：《和太子重雲殿受戒詩》
與西方的曆史不同，中國古代始終沒有形成足以與政權抗爭的宗教勢力。被有的人稱之為“儒教”的儒學思潮，實際上屬於政治權力的補充力量。源遠流長的道教以及傳自外域的佛教，都曾經擁有世界上最眾多的信徒，並且對中華民族的文化形態產生過重要的影響，也曾對專製主義政體形成過衝擊。可是，卻從來沒有表現出壓倒政治權力或者對政治權力構成威脅的實力。
政治權力的握有者或是崇尚，或是毀抑，巧妙地利用著宗教勢力的文化影響，用行政方式規定其方向，修正其內容，使其成為君權的精神裝飾。在被稱為“政教混同體”的文化結構之上，政治權力居於更為神聖而崇高的地位，同時在精神統治方麵表現出更為強勁而致密的控製能力。
曆史上許多次農民的反抗鬥爭，都是在宗教旗幟下進行組織聯絡，用宗教口號進行宣傳鼓動的。
可見，政治力量對宗教的利用，已經形成了一種文化傳統。事實上，政治迷信雖然同宗教意識等其他迷信交織在一起，相互錯糾，結成了幾乎包羅一切的大網，而其中政治迷信作為主綱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一、政統與道統
章學誠在《文史通義·原道中》裏說的一段話，可以為幫助我們認識與理解中國政治與中國文化的關係提供某種啟示：
蓋官師治教合，而天下聰明範於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無越思；官師治教分，而聰明才智不入於範圍，則一陰一陽入於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見為固然，亦勢也。夫禮司樂職，各守專官，雖然離婁之明、師曠之聰，不能不赴範而就律也。今雲官守失傳，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則人人皆以為道德矣。
曆史上曾經有官與師、治與教絕對合而為一的情形，“其所習者，修齊治平之道，而所師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無二，官師合一”。秦始皇焚《詩》《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就是要實行絕對化的“官師治教合”。不過，從曆史的主流看，獨立於“政統”的所謂“道統”，始終還是存在的。
從《論語》中的有關內容可以看到，孔子在他的時代已經表現出誠篤的以“道”自任的精神：
篤信善學，守死善道。……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泰伯》）
士誌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裏仁》）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衛靈公》）
他強調士的價值取向必須以“道”作為最根本的依據。“道”，其實是包含著理想主義與犧牲精神的對社會政治的深切關注。士對“道”的執著態度，用章學誠的話來說，就是“皆自以為至極，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道”的表述方式，也往往與政治實踐相聯係，“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嚐於敷政出治之外，別有所謂教法也。”
《孟子·盡心上》說：“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可見在“道”之中，寄寓著一種近似於宗教信仰的精神。或許正因為如此，後世有人稱儒學為“儒教”。而“道統”與“政統”之間，也確實往往發生類似於西方政教之爭那樣的矛盾。孟子說：“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矣。”於是又宣布了“達則兼善天下”的宏願。他還明確提出了“道”絕不屈從於“勢”，“道”尊於“勢”的觀點：
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後來理學家講“理”尊於“勢”，就是對孟子所提出的原則的發揚。明儒呂坤說：
故天地間惟理與勢為最尊。雖然，理又尊之尊也。廟堂之上言理，則天下不得以勢相奪。即奪焉，而理則常伸於天下萬世。故勢者，帝王之權也；理者，聖人之權也。帝王無聖人之理則其權有時而屈。然則理也者，又勢之所恃以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權，無僭竊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辭，而敢於任斯道之南麵也。
不過，這一見解雖然明示“道統”之存在，可是“理又尊之尊也”之說，其實隻不過體現了儒者的一種自尊。“政統”往往用強力打破這種尊嚴感。在君主專製至於極盛的時代，“道統”的維護者也不能不正視“道”屈於“勢”的現實。清代家居不仕，專心述作的名儒焦循，在《理說》一文中就曾引呂坤之說而痛斥之，以為其大逆不道。
荀子強調“君子也者，道法之總要也”的作用，並且一再堅持“從道不從君”的原則。然而他所說的“道”，卻並不能脫離現實政治，“道”最終仍歸結於“治”，他甚至鼓吹借政治權力以“禁非道”，使儒家之道在政治學領域獨占壟斷地位。《荀子·解蔽》：“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而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荀子·儒效》又說：“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歸是矣。”“天下之道畢是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亡。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嚐有也。”“道”的力量，也是需要通過政治史的事實來說明的。
“道統”，也就是儒學正統。韓愈《原道》：“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儒家所謂聖道按照這一統係世代承繼。朱熹《中庸章句序》說：“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道統”在“禁非道”的同時，還期求影響“政統”，指導“政統”。
秦統一天下後，建立起極端專製的政治體製。秦王朝明確否定了“道統”幹預“政統”的企圖。《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了秦始皇令廷議封建事時李斯的主張，他說：“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他主張“法令出一”，“別黑白而定一尊”，譴責“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指斥“私學而相與非法教”，建議焚書。於是儒學受到抑製，“諸生皆誦法孔子”，而秦始皇“皆重法繩之”，“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賈誼在《過秦論》中這樣評價秦始皇的政策：“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
不僅是儒學，其他種種“務為政治者”，“以為可以治天下”的諸學派，如陰陽、墨、名、法、道德等等，也都屬於被取締的對象。
這種反文化的倒行逆施理所當然地難以持久。漢武帝即位之後，最高統治集團重新認識到儒學“道統”對於專製主義“政統”可以發揮的補充作用和修正作用。在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道統”與“政統”就開始攜手共建大一統的專製主義的新政體了。
《春秋繁露·楚莊王》：“所聞天下無二道，故聖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於後世也。”所謂“道”，直接被統治者付諸“治”的實踐。《春秋繁露·玉杯》：“《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道統”承認君作為天與民的中介的地位，同時，又提出“政統”應當在“道統”的協助下完善自身，以成就真正的“王道”。董仲舒說：“號為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君主不但應當按照儒學的指示認識自己的政治責任，而且其政治觀念、政治行為的各個方麵都不應超脫“道統”的約束。“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權也，君者溫也，君者群也。是故君意不比於元，則動而失本；動而失本，則所為不立；所為不立，則不效於原；不效於原，則自委舍；自委舍，則化不行；用權於變，則失中適之宜；失中適之宜，則道不平，德不溫；道不平，德不溫，則眾不親安；眾不親安，則離散不群；離散不群，則不全於君。”“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聖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他主張以《春秋》“一元”的理論正君心，“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此後才可以一步步實現政治的完美。他強調：“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這裏所說的“道”，顯然是儒學的正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