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意見為漢武帝所采納。漢武帝由是采取的推崇儒術，抑黜百家的方針，對以後兩千多年儒學成為曆代指導政治思想的理論基礎這一曆史事實，有著重要的影響。
此後“政統”與“道統”之間的關係，常常體現為作為“政統”代表者的帝王總是千方百計地與士大夫爭奪代表“道統”的地位。
曆代專製政府將儒學作為統治思想，尊奉孔子本人為至聖先師，在各地興建奉祀孔子的孔廟。北齊時，各地群學開始在坊內立孔顏廟。唐武德二年，於國子學立孔廟，貞觀四年各州縣也普遍建立孔廟。明清時孔廟又稱文廟，學宮設於其旁，每年春秋設祭。在“論者皆雲孔門之徒”的時代，這些舉動，通過對“先聖”“先師”的尊崇，證明自己代表著儒學的正統。
曆代帝王為了宣示自己是“道統”的人格化身，還特別注重將儒學的教條作為在民眾中施行教化的主要內容。《唐律》規定，“德禮為政教之本”。帝王們除了規定各級行政部門將社會教化作為日常政事和主要職責之外，往往還親自發布詔書和聖諭，宣講儒學政治理論。清康熙帝有聖諭十六條，雍正時又在每條下加注釋，稱《聖諭廣訓》。此後，各府州縣學官，按例於每月初一、十五日，聚集士庶，宣講《聖諭廣訓》。
將儒學的原則應用於政治實踐，盡管有時出現實用主義及庸俗化的傾向，如董仲舒所謂“春秋決獄”，然而這種努力卻表露出要將“政統”與“道統”結合為一的真誠意願。在科舉製形成之後，經學的水平與政治的能力也被等同看待，研習儒學的士人大批地充實到政權機構中。
然而，自以為真正代表著“道統”的知識界人士卻早已有獨立於政權的傳統，他們“不治而議論”，“不任職而論國事”，孟子還提出不能“枉‘道’而從彼”，即不允許“道統”屈從於“政統”的主張。他們還往往結成集團，推舉自己的精神領袖，並且頻繁地指責帝王“失德”“離經”，背離了真正的“道統”。
“政統”需要“道統”的支持，卻決不能容忍“道統”對行政的幹擾，因此總是采用嚴厲的專製手段打碎這種企圖。秦始皇焚書坑儒，就是最突出的例證。曆史的總趨勢似乎總是表現出“勢”長“道”消的傾向。實際上最終總是導致“政統”壓倒“道統”，政治權力愈大，則愈可以證明自己是“道統”的真正代表的曆史結局。
二、政權與教權
清人趙翼在《書所見》中寫道：“孔教所到處，無不有佛教。佛教所到處，孔教或不到。”是說佛教較之儒教在覆蓋麵及影響深度等方麵，曾給予中國文化以更顯著的影響。
魯迅也曾經寫道：“中國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讀史，有多種問題可迎刃而解”。“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國大半。”又說到道教在中國文化史中的重要地位。
佛教與道教在中國曆史上都曾經如“風行草偃”一般征服過億萬人心，並且留下了至今仍十分深刻的文化印痕。
由於我們在本書第一章中論述的原因，佛教與道教都曾經參與政治，並且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社會基礎，明顯影響了政治史的進程。許多專製帝王利用這種宗教迷信，有效地強化了政治權力的作用。然而當政治迷信與宗教迷信相9牾時，又總是利用傳統的政治迷信來否定宗教迷信。曆史上多次的“毀佛”“滅佛”運動就是絕好的例證。
於是，中國未曾出現如同西歐中世紀時期的教會那樣的神權政體，教權未能具有足以衝擊政權、壓倒政權的實力。
佛教最初就是借助政治權力傳入中土並且流布全國的。
關於佛教的輸入曾經有種種傳說，比較可靠的資料有楚王劉英奉佛與東漢明帝感夢遣使求法的記載。《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楚王英》說，楚王劉英年輕時好遊俠，交結賓客，晚年“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漢明帝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有死罪者可用縑贖罪，劉英於是派人奉縑紈，自稱：“托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漢明帝下詔書說：
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伊蒲塞”即優婆塞，也就是男居士。“桑門”即沙門。關於漢明帝感夢遣使求法的記載有很多，說法也不盡相同，其中最早的記載是成書於東漢的《四十二章經序》：
昔漢孝明皇帝，夜夢見神人，身體有金色，項有日光，飛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悅之。明日問群臣，此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即遣使者張騫、羽林中郎將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國，寫取佛經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於是道法流布，處處修立佛寺，遠人伏化，願為臣妾者不可勝數。國內清寧，含識之類蒙恩受賴，於今不絕也。
佛教的最初傳入，時間可能還要早些。大致在西漢末年至東漢初年，佛教逐漸傳入我國內地，一部分統治階級上層人士專心信奉，為佛教進一步廣泛傳播創造了條件。
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得到空前廣泛的傳布。這一時期佛教文化的藝術性創造在各地留下豐富的遺存，成為一種永久的紀念。在北魏都城平城附近修建的雲崗石窟，初鑿五窟，每窟“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於一世”。在此之前，文成帝興安元年，曾造石像令如帝身。興光元年又於五級大寺為太祖以下五帝（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鑄釋迦立像五身。道武帝時的統法果，曾帶頭禮拜皇帝，聲稱皇帝即當今如來，拜天子也就是禮佛。北魏佛教空前興盛，成為維護皇權、擴張皇權的工具。
在奉佛的帝王中最為突出的或許就是梁武帝蕭衍了。他采取各種方式提倡佛教，抬高佛教的地位。稱帝後第三年，他親製《舍道事佛文》發願信奉佛教，並要求王公貴戚以至平民百姓都信仰佛教。其願文說：“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偽就真，舍邪入正”，“願使未來世中，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共成佛。”這實際上是宣布了以佛化治國的原則，憑借最高統治者的權力幾乎將佛教欽定為國教。梁武帝廣建佛寺，還施送大片土地給寺院，例如曾強買江南世族王騫在鍾山的田產80餘頃，施贈給大愛敬寺。他還提倡和鼓勵大造佛像。並且動輒舉行法會，親自講經說法，甚至宣布大赦天下，並因此而改元。梁武帝還多次舍身為寺奴，自願入寺為僧眾執役，最後一次長達47天。梁武帝舍身事佛，擴大了佛教的聲勢，進一步興起了信佛的熱潮。而且群臣每次都籌集億萬錢奉贖他回宮，極大地充實了寺院經濟。同時，采用這種方式又可以檢驗皇族與官僚對自己的忠誠程度，並進一步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