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可以看到，帝王對佛法的推崇，無論多麼狂熱，最終仍然是要利用佛教的力量來進一步強化政治迷信。當佛教信仰威脅到政治權威時，最高執政者必然要毫不猶豫地使用行政力量打擊乃至取締佛教。
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於太平真君五年下詔，譴責“沙門之徒，假西戎虛誕，生致妖孽”，下令自今以後，“自王公已下至於庶人，有私養沙門、師巫……在其家者，皆遣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師巫、沙門身死，主人門誅”。七年三月，“詔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雖然四方沙門紛紛走避，寶像佛經也大多得以轉移，然而寺廟建築幾乎破壞殆盡。
北周武帝宇文邕於建德三年又再次下令滅佛，“融佛焚經，驅僧破塔”，“寶刹伽藍皆為俗宅，沙門釋種悉作白衣”。僧人慧遠曾以地獄相威脅：“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見入。阿鼻地獄不簡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周武帝沒有屈從於這種恫嚇，毅然下敕並斷齊境佛教。《曆代三寶記》記述：
（周武帝）毀破前代關山西東數百年來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掃地悉盡。融刮聖容，焚燒經典。八州寺廟，出四十千（四萬），盡賜王公，充為第宅。三方釋子，減三百萬，皆複軍民，還歸編戶。
這一次禁斷佛教，進一步鞏固了皇權，導致形成了“自廢以來，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自盛”的局麵。
唐武宗李炎於會昌五年又再一次下令禁斷佛教，“大毀佛寺，複僧尼為民”。
這就是中國佛教史上著名的“三武之厄”，加上五代時周世宗毀佛的事件，又有人稱之為“三武一宗”。
佛教曾經借助於政治權力而擴大其影響，然而其聲勢一旦達到前所未有的煊赫程度，又會使政治權力受到一定的威脅。毀佛、滅佛的事件，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
有人以“孔、老治世為本，釋氏出世為宗”來說明佛教脫離世俗束縛的特征。可是事實上許多佛教徒都是積極入世的，道教的情形也同樣。《後漢書·襄楷傳》說到道教經典《太平經》“以陰陽五行為家，而多巫覡雜語”。白雲霽《道藏目錄詳注》卷四還說它“內則治身長生，外則治國太平”。因此，有人指出《太平經》“看起來好像是一本披了神學外衣的政治教科書”。
道教形成為一個成熟的宗教體係，是在公元4世紀前後。它剛剛形成，就表現出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其內部構築了一個等級森嚴的神的譜係。道教最早，然而也是最完善最有係統的神譜，是南朝梁代陶弘景所撰的《真靈位業圖》。其中，諸神有條不紊，各就其位，排列為7個層次：
第一層次，以元始天尊為首；
第二層次，以大道君為首；
第三層次，以太極金闕帝君為首；
第四層次，以太清太上老君為首；
第五層次，以張奉為首；
第六層次，以中茅君為首；
第七層次，以酆都北陰大帝為首。
其結構，顯然是依照現世政治體製而設計的。
道教儀式法術中有所謂“齋”“醮”。以“齋”為例，雖“齋”法各有不同，但都具有神奇的威力。《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八引《聖紀經》說，靈寶齋可以“上消天災，保鎮帝王，下禳毒害，以度兆民”。《清微齋法》說，金籙齋可以“安國家”，玉籙齋可以“保佑六宮”，黃籙齋可以“拔度兆民”，洞淵齋可以“解禳疫癘”。可見齋儀之進行，往往含有政治目的。“醮”的儀式，據說是在夜靜月出，心凝神降之時，道士們依世俗見尊上之禮，叩首跪拜，上呈醮文。可見這種由早期巫覡儀式演變而來的道法程式中，也透露出世間政治等級製度的影響。道教咒語中或符籙文字中句尾常見所謂“急急如律令”，也是襲用漢代官府公文以“如律令”結尾的格式。早期天師道是由其創始人張陵的後胤世代繼任首領，祭酒等職，也是父死子繼，與封建王朝並無二致。
方士的活動與原始道教有關，他們以神仙迷信和長生之術幹政，曾經在政界高層進行過各種表演。自兩漢之際起，他們開始注重在社會下層活動，並且逐漸形成了不容忽視的政治勢力。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五鬥米道割據，以及後來的孫恩、盧循之亂，都與道教風行、方士“惑眾”有關。按照《廣弘明集》卷八中北周釋道安的說法，叫作“黃巾鬼道，毒流漢室，孫恩求仙，禍延皇晉，破國害民，惑亂天下”。
另一方麵，民間道教又表現出逐步演變為官方的政治工具的趨勢。有的統治者刻意“招引方術之士”，起初在於“聚而禁之”，防止他們成為政治上的反對派。繼而又有教權屈服於政權，甘心為封建專製效力的情形。《魏書·釋老誌》說，北魏太武帝始光初年，控製天師道教權的寇謙之主動送上門去，“奉其書而獻之”，司徒崔浩首先“師事之，受其法術”，隨後太武帝拓跋燾“乃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其餘弟子在山中者。於是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道業大行。”又改元泰平真君，“親至道壇，受符籙。備法駕，旗幟盡青，以從道家之色也。”宣告從道家係統接受了天命。從北魏太武帝起，北魏每一位皇帝即位時，不論其內心如何信奉佛教，都必須親臨道場，參加道士所主持的受符籙儀式。道教據有這種近似於國教的地位，一直持續到北周。《隋書·經籍誌四》說：“後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籙，如魏之舊”，然而“尋與佛法俱滅”，隋代道教乍沉乍浮，“開皇初又興，高祖雅信佛法，於道士蔑如也”，而“大業中，道士以術進者甚眾”。初唐與盛唐，道教進入鼎盛時期，對於當時的時代精神產生了明顯的影響。此後，道教或興或衰，皆為政治權力所左右。這個可以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宗教，最終仍然不過隻是專製主義政治權力焚香執禮的侍從。
為了迎合執政者的需要，出現了儒道釋三教圓融、三教交滲並且共同為封建政治服務的文化現象。即所謂“喚是道教，恰是儒規，喚為道法，即是王法”。“於入世之中，達身於省身之內。實有佐於王化，繩人於眾善也。”道教在強大的政治專製下能夠生存發展，關鍵在於所謂“道法”可以起到相當於“王法”甚至遠遠超過“王法”的作用，從而“有佐於王化，繩人於眾善”。而有時失寵於最高執政者，除了仙丹無驗、法術失靈外，更主要的原因，在於“佐”之不力，“繩”之不嚴。
恩格斯說：“在新教國家裏國王就是（summus episcopus）〔總主教〕，他把教會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集於一身；這種國家形式的最終目的就是黑格爾所說的政教合一。”在中國曆史上隻有西藏地區曾經出現過這種國家形式。馬克思曾經指出：“所謂基督教國家，它從政治的角度對待宗教，又從宗教的角度對待政治。它既把國家形式降低為假象，同時又在同樣的程度上把宗教降低為假象。”他還指出：“所謂基督教國家，它需要基督教補充自己成為國家。而民主國家，真正的國家則不需要宗教從政治上補充自己。”中國古代傳統的政治形態當然與確立基督教為國教，並且排斥其他一切宗教的所謂“基督教國家”不同，然而它與“不需要宗教從政治上補充自己”的“民主國家”，相距卻更為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