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農業(上)(2 / 3)

鄭國渠是戰國時期又一著名水利工程,修築於秦王政時期。該渠由韓國水工鄭國主持,用時十餘年,組織數十萬民工,“鑿涇水,自中山西邸(抵)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裏。”鄭國渠引涇水中具有肥效的細沙入渠,用來灌溉含有鹽堿的耕地,起著衝刷土鹽堿含量、改良土壤和增加肥力的作用。幹渠長三百餘裏,灌溉田地麵積合今二百餘萬畝,既便於交通,又使關中成為沃野,為秦統一戰爭提供了重要的物質條件。

由於鐵農具的廣泛使用和水利灌溉的發展,大量的荒地得到開墾,耕作效率有所提高。當時三晉的墾荒工作成就尤大,中原地區的荒地大為減少。秦國自商鞅變法以來也很重視墾荒,至秦昭王晚年,使用分給田宅、免除徭役之法以招徠三晉之民入秦墾荒,使秦國的荒地迅速得到開墾。

牛耕在戰國時進一步推廣,還使用了馬耕。耕作技術有所提高,出現了深耕。時人對辨土施肥,把握農時,疏密得宜,都積累了豐富經驗。當時的犁鏵和鋤,皆有一定的規格,一般為五六寸寬,便於翻土、留苗。

戰國時期的主要糧食作物有粟、黍、稻、麥、粱、菽、麻等。粟即小米,是五穀中重要的一種,生長於華北大平原和黃土高原,戰國時是北方人民的主要糧食。黍即黃米,也產生北方,收獲量較粟少,也較為珍貴。稻生長於長江流域,是南方人民的主要糧食,北方黃河、渭河等有水利條件的地方也有栽種,但是產量很少。麥有大麥小麥之分,是北方人民的食糧,春秋時期統治者即已重視種麥,“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與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中最重禾與麥也”。從雲夢秦簡《日書》甲種《秦除》《門》及乙種《雞日》《秦》等四篇中所載之五穀忌日推知,到戰國晚期,麥已成為秦國及中原地區的主要農作物。

粱即高粱,是北方地區的糧食,耐幹旱,稈可作燃料。菽即豆,戰國以前通稱為菽,有大菽、小菽之分,菽也是當時北方的主要糧食。麻皮是紡織原料,古時麻子亦可作食。戰國時的糧食產量,據李悝的估計,年畝產粟約一石半,上熟可四倍,即六石;小饑可收一石,中饑可收七鬥,大饑僅能收三鬥。據推算,戰國時在普通年景下,今一市畝的田地約可產粟九鬥六升多(市製,下同),最好的年成可產粟三石八鬥五升。李悝認為,精耕細作者可增產三鬥。怠於耕作者,會減產三鬥。可見勤耕與怠工者的畝產量相差是較大的。

二、秦的農業

秦國的農業生產秦建國較晚,但農業生產發展速度較快,到秦穆公時代,秦國的農業生產已經趕上或超過了關東諸國。糧食產量的提高,不僅能滿足本國人口食用,而且還可供應他國。晉國遇饑荒向秦國求助,穆公輸晉大量糧食以救晉災,史謂其為“泛舟之役”。畜牧業雖然在秦國逐步退居次要地位,但春秋時期秦國養馬業仍然發達,傳說中的相馬專家伯樂、九方皋都是穆公時人。

戰國時期,社會生產力獲得了相當的發展,這對農業生產的發展無疑是一個契機。由於軍事鬥爭的不斷勝利,在秦國統治區內出現了局部的穩定形勢,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商鞅變法是秦國農業發展的裏程碑,由於“墾草令”、重農抑商、獎勵耕織和招徠三晉之民入秦耕作等政策的實施,為秦國農業的迅速發展奠定了基礎。由於都江堰、鄭國渠等水利工程的修建,使關中和成都平原成為秦國糧食的重要產區,從而保障了秦國的軍需供應。

據史書記載和考古資料證明,秦國非常重視耕牛的喂養和管理,雲夢秦簡《廄苑律》有評比耕牛的條文。經過評比考核,飼養耕牛好的嗇夫、牛長有獎,否則對主管的嗇夫要進行懲罰。政府的直接幹預無疑對牛耕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在農業生產技術方麵,《呂氏春秋》所載的四篇農學專論,主要應是對秦國農業生產技術的總結。《上農》篇所論述的農業政策,基本上是秦國的農業政策,同時也與《呂氏春秋》的政治思想傾向一致,是為將來的封建統一王朝製定的農業政策。

《呂氏春秋》的《任地》《辨土》《審時》三篇都總結從播種到收獲的一整套農業生產經驗。對於農具使用、土地利用、排水洗土,以及時令、蟲害等農業生產密切關聯的問題,書中皆有論及。從其所論內容來看,當時人們對農業生產,已經有了較為係統的科學知識。

由於水利的興修,牛耕的推廣和先進農具的使用,生產技術水平的提高,耕地麵積的擴大,到戰國末期,秦國的糧食總產量及畝產量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據《呂氏春秋·上農》篇載:“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上田一人經營,不僅可供九人之食,而且還有餘糧飼養家畜,這顯然是當時秦國糧食生產的實際狀況。

由於糧食產量的提高,戰國末期的秦國成為最富庶的一個諸侯國。其國家倉庫中“積粟如丘山”。雲夢秦簡的《秦律》中,記載著秦國境內到處都有“萬石一積”的糧倉,櫟陽的糧倉“二萬石一積”,首都鹹陽的糧倉竟達到“十萬石一積”的規模。秦國生產的糧食不僅保障本國食用,而且也滿足了不斷進行兼並戰爭的需要,從而為統一中國準備了物質前提。

《日書》所見秦的飼養、林、漁等業秦國的六畜飼養業較為發達。秦人素有養馬的傳統,其祖上“造父以善禦幸於周繆王”,“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於?渭之間,馬大蕃息”。建國之後,由於傳統的影響和富國強兵的需要,秦統治者一直耕牧並重。秦始皇賞識的商人烏氏倮,就是以大量販賣馬牛而致富的。秦國政府重視馬、牛的飼養,秦律對官養馬、牛有一套嚴格的製度。統治者的政策必然影響到民間。雲夢秦簡《日書》關於六畜飼養業的記載正反映了這個史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