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業是指依靠手工勞動，使用簡單工具的小規模工業生產。早在原始社會，中國就出現了以陶器燒製為主的手工業。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們需求的擴展，手工業門類日漸增多，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工藝和技術不斷提高。同時，手工業在整個社會經濟中所起的作用也越來越大。“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的說法正反映了手工業生產的重要地位。
手工業文明是周秦漢唐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周秦漢唐作為中國曆史上最重要的幾個發展時期，其手工業文明基本上反映了中國古代手工業從初步發展到走向高度發達的曆史進程，同時也代表了中國古代手工業文明所取得的極高成就。
一、西周的手工業
青銅冶鑄業西周手工業在商代手工業的基礎上有了明顯的進步。“百工”稱謂以及我國第一部關於手工藝技術的專門著作——《考工記》的出現，都反映了西周手工業生產的發達。當時的手工業直接統屬和服務於官府，即所謂“工商食官”。在官營手工業之外，對後世影響深遠的男耕女織的民間家庭手工業體係也已初步形成。可以說，西周手工業無論在生產部門、經營方式及管理體係等方麵均奠定了後世手工業發展的基礎。西周的手工業門類主要有青銅冶鑄、紡織、陶瓷、漆器、玉石及舟車製造業等。下麵擬先從青銅冶鑄業說起。
西周是中國古代青銅文化的鼎盛時期，青銅冶鑄業自然成了當然最重要也是最發達的手工業部門。從出土的西周青銅器銘文可知，西周王室和諸侯公室乃至一般貴族都擁有規模大小不等的青銅器鑄造作坊。隨著大封諸侯，青銅鑄造技術也傳播到了全國許多邊遠地方。據考古發掘，在北起內蒙古、遼寧，南到江西、湖南，東起山東半島，西到甘肅、寧夏，都有西周銅器出土。據不完全統計，僅解放後在全國各地出土的西周銅器就達數千件，其中大部分出自陝西關中地區，特別集中在於西周統治中心——周原、豐鎬以及鄰近地區，而又以窖藏所出為多。一窖少則幾件、十幾件，多則幾十上百件。如1960年扶風齊家村銅器窖藏出土中友父諸器39件，1961年長安縣張家坡銅器窖藏出土師？諸器53件，1976年扶風法門白家村南微氏家窖藏一次出土103件，2003年，在眉縣楊家村出土窖藏青銅器27件，每件均有銘文，這是空前的發現。無論就出土地域分布的廣泛性，還是出土的數量及種類，西周均已超過商代，這充分說明了西周青銅鑄造業的發達。
西周青銅器主要包括禮器、樂器、兵器、工具和其他日用雜器，其使用已滲入社會生產和生活的一切部門。盡管當時青銅器種類多種多樣，但由於周公“製禮作樂”及青銅鑄造業全部被王室貴族壟斷，大量的吉金被用來製作禮器，禮器也因此成為了青銅器的大宗，其數量最多，製作也尤為精美。
大體而言，西周初年的青銅器其形製、紋飾和種類與商末大致相似，在成康以後才開始形成周代自己的特點。如方彝、卣、？、觚、爵等商代常見的器形逐漸減少或消失，而鍾、？、？、？、戟、劍等新器物又不斷出現。器物紋飾則從繁縟趨於簡易，器壁也從厚重而趨於輕巧，具有樸素而實用的特點。銘文在這一時期也得到了高度發展。與商代相比，西周銅器大部分都有銘文，且多長篇。由於銘文大多具係年記事性質，因此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青銅是紅銅和錫、鉛的合金，由於地麵可采集的自然銅極少，因此，青銅器的鑄造必然要依賴銅礦的開采和冶煉，而大量青銅器遺物的出土，說明西周時期銅礦的開采和冶煉已經頗具規模。1973年在湖北大冶銅綠山發現的商周時期的大型礦冶遺址為我們了解當時的青銅開采和冶煉提供了極其重要的資料。這個礦冶遺址南北長約2公裏，東西寬約1公裏，其表麵覆蓋爐渣達1米多厚，總重量估計達40萬噸左右。估計僅在這個地方提煉的紅銅，當在4萬噸左右，可見其開采和冶煉規模之大。在開采方麵，已有效地采取了豎井、斜井、斜巷、平巷相結合的開拓方式，並初步解決了井下通風、排水、提升、照明和巷道支護等一係列複雜的技術問題。
西周的青銅鑄造已有了較為明確的內部分工。出土西周銅器最多的長安豐、鎬地區，目前尚未發現大規模銅鑄遺址，但長安馬王村發現的存放陶範的大坑說明此地當時建有一處專門鑄造青銅禮器的作坊。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鑄銅遺址均未發現開采冶煉遺物和遺跡，而大冶銅綠山礦冶遺址也並沒有發現鑄造青銅器的陶範，是純粹的冶煉遺址，這說明了我國商周時期的青銅鑄造與采礦、冶煉是分地進行的。
西周青銅器大多采用陶範澆鑄，中後期以後，發現了一模翻製數範的方法。這種方法比商代及西周早期一模隻翻一範的鑄造方法要先進得多，因而大大提高了鑄造青銅器的生產效率。當時也已經掌握了根據不同器物及需要，調節銅、錫比例以配製合金的技術。《考工記·六齊》載：“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這便是著名的“六齊”合金規律，它說的是六類器物應使用六種不同的合金成分。商周時期的鍾、鼎等器的化學成分，經化驗與此書所記鍾鼎之齊“六分其金而錫居其一”的比例相合，證明了《考工記》所記合金比例的正確性。此外，西周青銅器上的不少附件是在器身鑄成以後焊接上去的，說明當時已掌握了焊接技術。從世界範圍內看，中國冶銅及青銅鑄造等技術並非發明得最早，但中國古代特別是商周時期在青銅冶煉、鑄造、合金技術等方麵卻走在了當時世界的前列。難怪英國著名科技史專家李約瑟博士會說：“沒有任何的西方人能夠超過商、周兩代的青銅器的鑄造”。
陶瓷業製陶業是西周一個很重要的手工業部門。此時製陶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在灰陶、白陶的基礎上，發明發展了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器，為瓷器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考古發掘表明，西周的製陶業分布十分廣泛，全國各地幾乎都有西周時期的陶器、製陶工具及陶窯發現。代表西周製陶業最高水平的是原始瓷器。原始瓷器亦稱釉陶，其質料和硬陶基本相同，隻是含鐵量較低。它最早出現於商代中期，西周時有了較大的發展。近年來，在不少周代遺址或墓葬中，均發現了為數不少的西周原始瓷器。其中以安徽屯溪西周墓所出最為重要。此墓所出原始瓷器有碗、盂、豆、尊、？、盤等七十多件，其數量和種類均超過了商代。這些原始瓷，係用高嶺土燒成，敷有黃綠或青綠薄釉，胎質結構緊密。在長安張家坡發現的瓷豆、瓷罐，胎色灰青，表麵也有青色或黃綠色釉。其瓷殘片經科學分析鑒定，燒成溫度已達1200左右，硬度達莫氏硬標七級，已基本燒結，吸水性弱，礦物組成已接近瓷器。這種瓷器的普遍發現說明當時已熟練地掌握了高溫技術，達到了製陶工藝的較高水平。根據考古發掘，長江中下遊地區原始瓷的數量和種類都遠較黃河中下遊地區為多。這是因為中國南方的浙江、江西、江蘇、安徽等地具有豐富的瓷石礦，所以，西周原始瓷首先在長江中下遊地區得到了較大的發展。有些學者還認為，長安張家坡等北方地區出土的原始瓷也極有可能是南方或吳越地區燒造的。
西周的陶器仍以日常生活用器為主，常見的生活用器，炊器有鬲、？、甑、鼎、尊、壺；儲盛器有罐、盆、甕、大口尊等。大多數為泥質灰陶。在原料配製上，十分注意科學原理，如飲食器多用澄濾的粘土，而炊煮器則往往？和少量的細砂，既容易傳熱，又能防止爆裂。
除生活用陶外，西周時期還出現了建築用陶以及冶鑄用陶等產品，反映了當時陶器的使用範圍已較商代有所擴大。建築用陶至遲在商代早期已經發明，但目前所發現的商代建築用陶多為陶質水管，尚未發現磚瓦等物品。考古發掘顯示，磚瓦的燒製和使用始於周代。扶風縣雲塘一個灰坑中發現的兩塊帶乳釘的繩紋方磚是我國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磚。在岐山鳳雛建築遺址及扶風召陳建築遺址則發現了數目可觀的西周早期至晚期的各式板瓦、筒瓦及瓦當。此外，在周原遺址也出土了一批空心磚和條磚。瓦的出現，解決了屋頂的防水問題，促使中國古代建築脫離了“茅茨土階”的簡陋狀態而進入了比較高級的階段，說明當時的建築業已有了很大的進步，製陶手工業也已取得了突出的發展。
紡織業紡織是中國最早發明的手工業部門。西周時期的紡織業，從原料培育、加工，到繅、紡、織都有了很大提高。
當時的紡織原料主要為植物纖維和動物纖維。植物纖維主要有大麻、苧麻、葛三種。《詩經》中有關葛的種植與紡織的記載多達四十多條，說明葛是當時最普遍的紡織原料。動物纖維除毛纖維外，還有絲纖維——特別是家蠶絲纖維。陝西扶風、遼寧朝陽出土的一些西周絲織品，經分析化驗，都是家蠶絲製品，即是明證。
在紡織技術和工具方麵，西周時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從文獻及出土紡織品遺物推測，當時已經有了較為完整的手工機械，如加撚機械、提花機、羅機等。
西周織物品種繁多，做工精細，尤以絲織品最為突出。其組織複雜，色彩豔麗，極為精美。見於文獻記載的絲織品主要有絹、癆（紗、沙）、紡、？、縞、紈、綈、羅、綺、錦，它們多數都得到了考古實物的印證。這些不同種類的織物，反映了不同的織造工藝、組織結構以及不同的產品風格和用途。
西周時期，織物的染色技術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從染料的選擇、培育、加工，到絲麻的精煉和染色，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藝，古文獻中對此有較具體的記載。當時的染色工藝有兩種，一是草染，即利用植物性染料來染色。二是石染，即利用礦物性顏料來塗染。石染發明較早，所用顏料主要有赭石、朱砂、磺、石綠、胡粉、蜃灰等，這些顏料不僅可用於塗染織物，且可用於織物的繪畫。草染的使用是西周時期的一項重要技術成就。據有關文獻記載，當時的染草主要有靛藍、茜草、紫草、藎草、皂鬥等。染色一般在夏秋進行，基本操作是多次浸染，這種方法至今仍在使用。正是由於染色工藝的發展，才使得西周的各類紡織品顯得更加絢麗多彩。
漆器製造業中國古代的漆器技術約發明於新石器時代晚期。西周時期的漆器製造業是在繼承商代漆業工藝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數量和種類均比商代有所增加，工藝也有所發展。
西周漆器品種主要有癇、觚、壺、簋、豆、杯、盤、俎等，以豆居多，主要作為禮器使用。目前在全國十多個地方都出土過西周漆器，有的仍保存較好，使我們在3000年後，仍能一睹其當年風采。
西周漆器的胎質均為木胎。一些形狀簡單的器物多先用整塊木料剜鑿而成粗坯，再精加工而成。器形較大或較為複雜者，常先分別加工成器身、器耳、器底等部件後再粘接在一起，與青銅器分鑄法相似。
西周漆器的髹漆工藝已很複雜。除主要采用朱、褐、黑三種顏色進行彩繪裝飾外，還出現了精美的鑲嵌、貼金箔等比較複雜的工藝。
骨器製造業所謂骨器，包括骨器和牙器，是指用動物的骨牙為原料製作的生產工具、生活用具、兵器和裝飾藝術品。其出現可上溯到舊石器時代晚期。
西周骨器種類很多，主要有鏟、刀、錐、針、魚鉤等生產工具，鍬、矛等兵器，簪、梳、勺、匕、叉等生活用具，珠、管、環等裝飾品以及骨雕的人物和各種動物等藝術品。這些器物常被當作隨葬品與其它隨葬物伴出。
考古發掘不但出土了大量西周骨器，同時還發現了不少當時的骨器製造作坊，為全麵了解西周的骨器製造業提供了可靠的依據。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陝西長安灃西和扶風周原等地的西周遺址中都曾發現了骨器作坊遺址。在灃西張家坡西周早期骨器作坊遺址出土了大量骨質箭鏃半成品，同時還發現鹿角、其它獸骨以及礪石等生產工具，證明此地是一處初具規模的骨器作坊。扶風雲塘村則發現了一總麵積達6萬多平方米的大型骨器作坊遺址。
製車業和玉石製造業西周時期的製車業和玉石製造業也有不同程度的發展。
從文獻記載看，周人對車製十分重視，車在周人的日常生活中也起著重要作用。西周車的種類很多，計有兵車、田車、乘車、大車、羊車等，乘車中又有輅、綴輅、先輅、次輅之分，且還出現一種用於攻城摧堅的衝車。西周車的遺物在陝西長安張家坡、北京房山琉璃河、山東膠縣、甘肅靈石等地都出土過。根據對出土實物的綜合考察，西周的車均為木製，兩輪獨轅（睤），車箱作方形，在後麵開門，衡上結軛，以駕轅馬，車轅後端壓在車箱下麵的車軸上，轅尾稍稍露於車後。車輪直徑多為120-140厘米，輻條18-24根。製造一輛車，要有木工、金工、漆工、皮革等許多工種的密切配合協作，才能完成。“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說明當時的車輛製造是一項分工十分精細的綜合性手工業部門。
考古發掘所出土的大量玉石製品說明，西周的玉石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西周玉石製品多出自墓葬中，尤以大中型貴族墓出土的數量最多，這一點與玉器主要被當作禮器使用有關。除琮、璧、圭、璋、璜等禮器外，也有不少玉石實用器皿和裝飾藝術品。
二、秦國和秦王朝的手工業
青銅器製造業秦的手工業門類設置較為齊全，且規模巨大，主要包括銅器製造業、冶鐵業、製陶業、漆器製作業、紡織業、製鹽業等。除國家直接經營的官營手工業外，秦的私營手工業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盡管秦的手工業無論在門類設置和經營管理手段上均繼承了周代，但在生產技藝上卻比周代有了長足的進步。秦手工業的發展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在整個秦物質文化史乃至中華文明史上都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以下先談談秦的青銅器製造業。
秦立國較晚，其青銅製造業的出現也晚於其他諸侯國。但由於秦人是在西周故土上發展起來的，直接繼承了周人先進的生產經驗和技術，所以其青銅器製造業起步雖晚，但發展速度卻很快並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近幾十年來在陝西關中和隴西等數十處地方出土的秦國青銅器，全麵反映了秦國青銅器製造業的興盛。如隴縣邊家莊一號秦墓中一次就出土了包括禮器、兵器和車馬器在內的青銅器66件，1978年寶雞縣楊家溝一窖藏中出土的秦武公時期的大型青銅器8件，其造型魁偉、花紋秀麗、製作精美，絲毫不亞於同時期其他諸侯國的青銅器，證明秦國的青銅冶煉和鑄造技術已經趕上了時代的先進水平。1974年，在陝西鳳翔秦都雍城遺址先後發掘出了64件造型大方、體製壯觀的大型青銅構件“金癉”。將如此巨大精美的青銅構件施於建築物上，目前在同時代其他諸侯國的各種遺址中尚未發現，其上雕刻的蟠螭紋也是西周器物上所沒有的。此外，戰國晚期還出現了鍪、蒜頭壺等富有特色的典型秦器。說明秦的青銅製造業已逐漸擺脫了周人的影響而走了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
與西周相比，秦的青銅器使用範圍有了明顯的擴大和改變，即青銅禮器減少而生產工具、生活用具、兵器、建築構件等大量出現。特別以兵器的數量最大，僅秦始皇陵兵馬俑坑所出的劍、鉤、戈、矛、戟、鈹、弩機、矢等青銅兵器就達數萬件。秦的青銅兵器大都是由櫟陽、雍、鹹陽等地工匠或寺工等中央機構鑄作。地方各郡也普遍鑄作兵器，以上郡所造為多。為了確保生產數量與質量，秦兵器上大多鐫刻有生產年代、產地與監造者名，有時還有主造者寺工（或工師）名和工（匠）名，即所謂“物勒工銘，以考其誠”。這說明秦的兵器製造有一套嚴格而細密的管理製度。
在青銅鑄造工藝方麵，秦人更是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從秦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鹹陽，銷以為鍾癊，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的記載推斷，秦人鑄造大型銅器的水平已經相當純熟和高超了。秦始皇陵出土的銅車馬就是對此最好的反映，如二號銅車馬體積大，結構複雜，全車由3462個零部件組成，總重量1245公斤。其組裝方法采用了鑄接、焊接、子母扣連接、活鉸連接、套接、鉚接、銷釘連接等多種工藝。全車共有各種接口3962處，其中活性接口3171個，鑄接、焊接、套接的接口609個，帶紋接口182個，各個部件連接點的交接關係都交待得十分清楚，與真車沒有差異。銅車馬在填土中埋葬已達兩千年之久，修複時居然大部分接口都牢固如初。對於銅車馬的金屬冶鑄加工技術，即便現代的焊接專家也不得不由衷地稱讚其結構複雜、技術先進、設計科學。可以說，秦陵銅車馬不但反映了秦人青銅製造所取得的最高成就，而且也代表了中國古代青銅製造技術的最高水平，堪稱中國古代“青銅之冠”。秦國的兵器製造技術也達到了古代青銅兵器鑄造史上的高峰。如秦俑坑內出土的青銅兵器雖在地下埋藏了兩千多年，但在出土時仍不蝕不鏽，光耀奪目，鋒利如新。經分析測定，這些兵器已經過鉻鹽氧化處理，極大地增加了防腐抗鏽的性能，而這種鉻化技術在德國和美國，分別在1937年和1950年才正式列為專利。可見秦的青銅鑄造技術之先進。
此外，從出土秦律看，秦官府手工業作坊的器物製造，已經提出了某種程度的標準化要求。如秦律規定“為器物同者，其小大、短長、廣亦必等”。銅車馬零部件的製造就是依照秦律的規定進行的，它們具有相當嚴格的規範性和互換性。秦標準化意識的出現，反映了秦政府對實用技術的重視和秦技術文化的繁榮。
冶鐵業秦國是春秋戰國時期較早掌握的冶鐵技術的少數幾個地區之一。從《詩經·秦風·駟睧》中的“駟睧孔阜”的記載看，秦國早在春秋初年就可能已學會了鍛鐵技術並開始使用鐵器。考古發掘資料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如在陝西長武縣一春秋早期的秦人墓中就出土了一件鐵匕首，甘肅靈石縣景家坪村一春秋早期或中期的秦人墓中也發現了一把銅柄鐵劍。陝西鳳翔秦公一號大墓中所出土的一批鍛造的鐵鏟、鐵癋、鐵斧等農具表明，至遲在春秋中期，秦國已開始用鐵來製造農業工具。但當時秦國的鐵器製造規模較小，鐵器製造業並不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