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把禮看成是限製人民逾越的堤防。《禮記·禮運篇》記孔子論禮雲：“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禮必本於天，淆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禦、冠、昏（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正因為禮有如此巨大的作用，古代統治者對禮極為重視。今天能係統了解的禮製，最早的便是周禮，它在很多方麵是後代禮製的淵源。秦漢與隋唐，是我國古代禮製發展的兩個重要時期，禮製構成當時製度文明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之一。
—、周禮的內容和意義
禮的起源禮，《說文》解作“所以事神致福也，從示從豐”。關於豐，王國維對殷墟卜辭中各式豐字做考察後指出：“此諸字皆像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禮以玉，故《說文》曰豐，行禮之器。……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謂之睸若豐，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謂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謂之禮。”
上述關於禮的分析，通常被人們引作對禮的源起的普遍性解釋。不過細繹王氏之說，可知他的結論，隻是根據殷墟卜辭而做出的。大家知道，甲骨文已是相當成熟的文字，從字源學上剖析禮字的最初含義，追溯至此還不能算作源頭，它僅僅反映了殷商時代人們的認識而已。所以對於禮的起源問題，似還可做進一步的探求。
早在戰國後期，荀子便曾對禮的起源做過論述：“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製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荀子從物、欲的衝突，即人的欲望追求和社會客觀物質條件能滿足程度之間的矛盾，來解釋禮的源起，是頗符合唯物主義觀點的。
實際上，如果用曆史的眼光審視，禮作為調節人際關係的一種規範準則，有一個相當漫長的發展過程。原始群時期古人階段，禁止父母和子女間的性關係，應該說已經屬於禮的範疇了。隨著人類的不斷進步，製約越來越嚴密。如母係氏族初期，氏族之內同輩男女互為夫妻，後來就加以限製，發展為族外婚等等。從一定意義上講，禮就是此類製約積累的產物。這之中，某些宗教性習俗和儀式所起的作用，特別值得重視，如山頂洞人向屍骨周圍撒赤鐵礦粉的葬俗，以及祭祀的種種儀式等。前文所述王國維對禮字的分析和所得結論，便證實了這一點。
當人類邁入文明時代，禮被深深地打上了階級的烙印，並被賦予更加廣泛的政治學、社會學和倫理學的意義。今天人們所說的禮，實指此而言。西周初年，周公製禮作樂，創立以嫡長子繼承法為核心的宗法製和冊封、巡狩、朝覲、納貢等一係列維護周天子對地方統治的製度，確立維護父子、兄弟、天子與諸侯、諸侯與大夫之間尊卑等級的禮法，這些就是後世所謂的周禮。
五禮概述按《周禮·大宗伯》的說法，西周的禮大致分為吉、凶、軍、賓、嘉五類，稱做五禮。
吉禮。即祭祀典禮。古時認為祭祀是“國之大事”，故把吉禮列為五禮之首，所謂“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當時吉禮規定了不同級別的人的不同祭祀對象，所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人，是不能僭越的。甚至連宗廟的建製也做了嚴格的級別限製，即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凶禮。主要指喪葬之禮，另也包括對天災人禍的哀吊，故有人總結曰：“凶禮哀憂患，多屬喪葬凶荒”。喪葬禮儀產生，本是基於生者對逝者哀悼的情感，其中又摻入了鬼魂崇拜的迷信。進入階級社會以後，同宗法等級製度相適應，喪葬也有了嚴格的等級區分，儀式日益繁雜。在《禮記》和《儀禮》兩書中，專講喪葬的篇幅就占到近三分之一，由此不難窺見喪葬之禮對於整個禮治的重要性。
軍禮。顧名思義，應主要指有關戰事的禮儀，但實際上還包括若幹需要動員大量人力的活動，如田獵、建造城邑等的禮儀。清姚彥渠《春秋會要》所列舉屬於軍禮的事例，有校閱、？狩、出師、乞師、致師、獻捷、獻俘等項，便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賓禮。具體指諸侯對周天子的朝見、各諸侯之間的聘問和會盟等禮儀。“賓禮講會同，多屬朝聘過從”。在實行分封製的周代，此禮最為常見。
嘉禮。其內容相當龐雜，舉凡宴飲婚冠、吉慶活動的禮儀，均屬嘉禮之列。宴飲之所以製禮，據說是有鑒於殷人酗酒亡國的教訓，周公作《酒誥》禁止群飲；但人之嗜酒，不可盡廢，於是又製訂《鄉飲酒禮》，以約束之，並使之成為教化的手段。男婚女嫁，被賦予不勝繁瑣的禮儀，並被抬到“禮之本”的嚇人高度，是有其社會基礎與政治背景的。“昏（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納采、問名、納言、納徵、請期、親迎等六禮，不僅是婚禮的具體內容，而且也是古代婚姻法規的組成部分之一。冠禮為男子的成人禮，用加冠的形式進行。以此表示孩子長大成人，可以成家立業，進入社會。
通過上述，可知古代所謂禮，不僅是社會生活中的製約性規定和儀式，還包括國家政治製度在內。史實表明，當時禮和法律、官製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許多政治、法律方麵的規定同時也是禮的內容。“禮者，法度之通名，大別則官製、刑法、儀式是也”。上述五禮之說，為曆代禮家所遵用，對後世禮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如宋代張大享所作《春秋五禮例宗》，即將《春秋》經傳所記有關事跡，分屬於五禮。再如清代秦蕙田撰《五禮通考》，即按五禮的劃分來通論古代禮製。
維護等級社會的工具周禮內容的龐雜表明，它已不再專指祭祀的禮儀製度，而是維護分封、宗法、繼承製度，調整政治權力、經濟利益、婚姻家庭等各種規範的準則，並大都具有法律效力，由國家機關強製執行，其不少原則，起著管理國家事務，調整社會關係，規範人們行為的法律作用。在這裏，維護宗法等級製，調整統治階級內部的關係，自然是周禮的首要職能。
“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製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顯然，禮是統治者用來區分貴賤、尊卑、長幼、親疏之別的一種工具。西周統治者正是通過這一工具，建立起以周王為中心，包括諸侯、卿大夫等各級貴族在內的金字塔式政權組織機構。周王是全國政治上的共主，又是名義上的所有家族的最高族長，集行政權、主祭權、生殺權和財產權於一人之手。在這種政權統治下，不僅等級森嚴，貴賤分明，主、奴之間的鴻溝不可逾越，就是貴族內部，也不得越等僭位，否則要受刑事懲罰。總觀周禮，貫穿其中的基本精神無非“親親”與“尊尊”。前者就是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核心在一個“孝”字；後者就是要下級貴族絕對服從上級貴族，各級貴族皆聽令於周王，核心是一個“忠”字。兩者相為裏表，彼此交融而為一體。倡孝旨在忠，倡忠旨在維護宗法等級，把四方諸侯納入周王的統治軌道。
周禮的第二職能，是以根本法的形式，調節整個社會各領域的正常運行。西周統治者始終把禮作為治世治民的根本，認為禮是政治、軍事、經濟、司法、教育、道德等各個領域行動的準則。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治國需要禮，如同“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治國離開了禮，猶如“無耜而耕，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研究者認為，“從法的角度考慮，禮很像今天的根本法，它是西周國家一切政治生活的根本”，並由此進一步指出：“製禮，是西周一次重要的立法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