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禮的第三職能，在於預防犯罪，特別是遏製民眾的反抗鬥爭。《禮記·經解》雲：“禮之教化也征，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惡而不自知”。這就是說，禮可以教化人心，使其避惡而歸善，消除犯罪於“未形”。當然，在統治者眼裏，最大的“邪”，莫過於人民起來造反，所以便有“以禮防民”的說法，即以禮來節製人們的行動，防止人民的反抗。
這裏，有必要再就禮與刑的關係略做說明。
我國古代講禮必講刑，講刑亦必講禮；禮與刑好像一對孿生兄弟，不可分離。“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刑者，禁於已然之後”。禮是積極、主動製裁，刑則是消極、被動處罰。禮和刑同為行為規範，二者既有分司分治的一麵，又存在著相為裏表、互相補充的一麵。凡禮所不容的，必為刑所禁止；禮所不禁的，刑亦不禁。違禮即違法。禮是以德為政的保證，而法則是禮賴以維持和付諸實行的力量和前提。如果沒有禮，周的德治政治隻能是一句空話。德和禮，其內涵和作用雖有不同，但二者的目標卻是一致的。德治是走向禮治的開端，禮治是實現德治的動力。周公製禮，可以說是完成了德治與禮治的統一，即所謂的“周公寓刑於禮”。
值得注意的是，禮和刑作為兩種統治手段，其適用範圍因等級、階級的不同又有所側重，這就是人們熟知的“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唐孔穎達《禮記正義》講：“‘禮不下庶人’者，謂庶人貧，無物為禮，又分地是務，不服燕飲，故此禮不下與庶人行也。‘刑不上大夫’者，製五刑三千之科條，不設大夫犯罪之目也。所以然者，大夫必用有德，若逆設其刑，則是君不知賢也。……非謂都不刑其身也，其有罪則以八議議其輕重耳。”總之，“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規定表明，禮主要用來調整統治階級內部的關係，使各級貴族、奴隸主充分享用各種特權，平民和奴隸則無權享受，也不準僭越，貴族、奴隸主與庶人、奴隸之間存在著一條“貴賤有別”“尊卑有序”的永遠不可逾越的鴻溝；而刑罰的鋒芒所向，則專指勞動人民，貴族們為所欲為，也能逍遙法外。這一禮刑適用原則，對貴族、奴隸主和平民、奴隸分而治之，前者用禮，是受保護對象，後者用刑，是被鎮壓對象。
二、秦漢隋唐的禮製
秦的禮製雖不離周禮的窠臼，但卻有不少新的內容。如吉禮中的封禪，即不見《周禮》，為秦始皇首次付諸實踐的禮典。吉禮中的妻河，同樣不載於《周禮》，當為特殊的禮俗。再如嘉禮中的朝賀，《藝文類聚》卷五引晉張亮議：“臘之明日為初歲，秦漢以來有賀。”可見此禮開始於秦。至於如凶禮之園寢，為秦新創，史有明文，就用不著再多盌嗦了。總之，秦的禮製在承繼周禮的基礎上，又明顯展現出其鮮明的個性，即具有自己的特色。
《史記·禮書》載：“至秦有天下，悉內（納）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意，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正義》雲：“秦采擇六國禮儀，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來典法行之。”《通典》卷四一《禮一》進而將上述史實概括為：“秦平天下，收其（指山東各國）禮儀，歸之鹹陽，但采其尊君抑臣，以為時用。”可見秦統一後曾經進行過整齊統一禮儀的工作，其具體做法是在秦原有的禮儀製度的基礎上，充分吸取山東六國禮儀中有關尊君抑臣的內容，從而建立起與秦帝國中央集權政治製度相適應的新禮製。
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前引《禮書》中所謂的“古”和《正義》所解釋的“古來典法”，究竟何指？大家知道，早在春秋時期，孔夫子已經歎息夏、商兩代的禮文獻不足，難以研究了。因此西漢的司馬遷和唐代的張守節所能了解的古禮，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比孔子所了解的更古，他們所說的“古”和“古來典法”，顯然隻能指周禮。這表明，秦帝國的新禮製是遵依周禮的典法而建立的，隻不過特別突出了尊君抑臣的內容罷了。這樣一種維護皇帝最高權威的禮製，不僅符合秦王朝的胃口，而且也受到後世曆代統治者的青睞，從而成為秦以後各王朝禮製的基礎。
漢代的製禮活動“漢興，天下草創，未遑立製”。“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這種情況，與專製皇權是不相容的，於是提倡禮樂的儒生開始受到皇帝的重視，博士叔孫通受命擬定朝儀，是為漢王朝的首次製禮活動。
公元前200年，長樂宮建成，舉行隆重的群臣朝賀皇帝的大典，正式啟用新朝儀，“竟朝置酒，無敢盓嘩失禮者”。事後，漢高帝劉邦感慨萬分地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充分反映了禮儀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此次叔孫通製禮，史稱“大抵皆襲秦故”，他本人也講是“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可見漢禮基本上沿襲秦禮而來。僅此而論，對於秦禮的曆史地位亦不宜低估。其後，叔孫通被任命為掌管禮儀的奉常，除製定朝儀的專律外，在惠帝時還曾定宗廟儀法和其他儀法。
文帝朝，漢的製禮活動曾呈現出較活躍的局麵。《漢書·禮樂誌》載：“至文帝時，賈誼以為……漢興至今二十餘年，宜定製度，興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樸，獄訟衰息。乃草具其儀，天子說（悅）焉。”這次頗具聲勢的製禮活動，可惜由於“大臣絳、灌之屬”的反對，而最後隻好作罷。
武帝朝，漢代製禮活動出現了空前的熱潮。當時“進用英雋，議立明堂，製禮服，以興太平”。其間雖曆曲折，但最終“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太（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於後”。尤其自惠帝四年（前191）除《挾書律》之後，未毀於秦火的典籍紛紛麵世。孝武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得《周官》五篇，闕《冬官》一篇，河間獻王千金購之不能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闕，奏之。此即傳至今日的《周禮》一書。
那時候，“諸學者多言《禮》”。“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其資性善為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為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盧滿意、桓生、單次皆為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為頌者由徐氏”。可見漢興以來，以禮而仕宦者，不在少數。這從一個側麵反映了時人對禮的重視。
值得注意的是，蕭奮有個學生叫孟卿。他以禮學授後倉和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後氏曲台記》，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為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鹹，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卿，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仁為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今傳世的“三禮”中的《禮記》，即戴聖編撰的《小戴記（禮）》。
王莽秉政後，製禮活動及禮學發展皆進入一個新階段。“莽奏起明堂、辟雍、靈台，為學者築舍萬區”，“製度甚盛”。他把方士學說、儒學的經典及陰陽五行糅合在一起，建立了一整套繁複的祭祀禮典，史稱“元始之製”。特別是經由當時主持學術工作（“典文章”）的最高領導人國師劉歆的奏請，將《周官》六篇升格禮經，名曰《周禮》，置博士，列於學官，影響更為深遠。
東漢王朝雖然自我標榜是劉氏西漢的繼續，但它的許多製度，特別是禮製，卻直接承襲王莽手定的“元始中故事”。通觀《續漢書》“禮儀”“祭祀”“百官”“輿服”等誌，可知東漢禮製較之西漢更臻完備。考其製禮活動，主要集中於光武、明帝、章帝三朝。“世祖中興，張純定郊廟冠昏之製，東平王創製車服冠冕之儀，殘缺之餘，賴以正定。建武末年，初建三雍。顯宗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威儀既盛美矣。”“永平三年，始用曹充之言，正名大予樂”；“肅宗時，曹褒撰次禮製為百五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