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晉地區包括韓、趙、魏國及兩周附近。璽印文字字法最精，結構多簡略，合文較多，偏旁位置隨活。金文由嚴整轉而極荒率，大小不一，簡繁任意。陶文包括部分貨幣文，刻畫大膽肯定，合體、繁簡多變。
楚地文字，包括曾國文字。金文早期嚴謹，字畫柔曲，字體修長；中晚期轉向極為荒率，字體變得扁圓，字畫多弧彎。在金文中得見“草篆”。璽印文字包括“盪盫”貨幣文字，麵貌似疏而實謹，敦樸大方。楚係書法文字見於大量簡牘、帛書以及漆書上，早期字畫柔曲，字體修長，接著變為字體以偏扁為主，字畫見鋒，常見波？，字體勻稱，表現了由“古文字係統”向“今文字係統”的過渡，即一批“古隸”的出現，楚文字偏旁多變，繁簡不定，異構較多，但辨識難度不是很大。
自春秋晚期出現的“鳥蟲書”仍在南方國家發展，北方國家也有少量出現。
秦文字風貌獨具，傳統不移，將放在下一段中作為一個討論。
東周文字理論的研究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漢字最早的理論研究著述。盡管這些著述並不係統，有些表達亦不科學，但畢竟開啟了漢字學研究的門扉。
關於漢字結構，有《左傳》“夫文，止戈為武”（宣公十二年），“故文，反正為乏”（宣公十五年），“於文，皿蟲為蠱”（昭公元年）等討論。有《韓非子·五蠹篇》“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的討論。
關於漢字起源，有《易經·係辭下》中“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的說法，有《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記載的“倉頡造字”說。
關於文字的教育，有《周禮·地官·保氏》所記：“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雲雲。“六書”與漢字理論是一種什麼具體關係在《周禮》並未闡釋，但到了後來便成為班固、鄭眾、許慎之輩深入研究的重要依托了。
東周文字小結東周時期在漢字發展史上是一個重要的、給人以許多啟迪的時期。
漢字載體在東周時期已表達得十分充分，幾乎漢字可采用的載體都已出現，與之相適應，漢字的幾乎所有創製方法也都留下了印記。就東周時期文字的總體麵目而言，大部分仍屬於“古文字係統”，屬於這個係統中大篆——監文、古文的範疇，在秦國文字中，已出現了“古文字係統”最成熟的代表——小篆。在春秋晚期的書寫文字——侯馬、溫縣盟書上，可以見到最初的“隸意”，而以楚、秦的書寫文字——簡牘、帛書文字為代表，已見到“今文字係統”的開端“古隸”。
三、秦文字
統一前秦文字發展從文字的發展來看，長期以來，秦一直繼承著西周文字的傳統，直至發展為“秦小篆”。所以，在相當於春秋、戰國時代列國文字的表現中，秦文字麵目質樸獨特，成為淵源有自、脈絡清楚、首尾瞻顧的一係。許多研究者徑直稱之為“秦係文字”或“周秦文字”，以將之與東周其他地域的文字作以區別。由此可知，秦文字——以金文、石刻文字（秦公大墓石磬刻字、石鼓文等）為主，直接繼承了“監文”的傳統，接著向“小篆”演進，在金文及簡牘文字上，還見到了明顯的“隸化”現象。
大統一之前，秦文字的表現即呈多樣化。如金文，有《不簋》《秦公簋》《秦公鍾？》等，它們繼承“監文”的麵目很清楚，而大量的兵器刻銘、《商鞅量》等金文，則在字跡上顯示的篆隸之間的麵目。如石刻文字，有秦公大墓石磬刻銘、《石鼓文》《詛楚文》（原件已亡佚，但翻刻者依據戰國秦物當無疑），這些石刻文字由於刊製載體及方法的區別，字畫等表現上與金文有所不同，但總體風格，字的間架結構還是與當時秦金文頗多相近的。如簡牘文字，有雲夢睡虎地秦簡、雲夢若幹地點出土秦簡、青川木牘、放馬灘秦簡，等等，出土文字數量特別巨大，這些簡牘文字中，除了一些兼有篆、隸風格而外，大部分皆呈隸書麵目。如璽印、封泥文字，東周、秦璽印傳世與出土有一些，近年又發現了大批的秦封泥——其間有部分當屬於統一之前的秦遺物，因為印璽、封泥常用於嚴正的場合，所以大部分未見隸化的現象，文字風格比較傳統守舊，隻有極少數如私印上，出現了隸化的現象；囿於印麵大小的限製，因此文字的筆畫有所方折改作，與“監文”或“小篆”有些差別，被專門命名為秦“摹印篆”。如陶文，秦以前秦陶文中有些為璽印抑印的結果，還有一些為刻畫的產物，有陶泥燒成之前刻畫出和燒成之後刻畫出的區別，其間最著名的例子為收藏於陝西師範大學的《宗邑瓦書》，這是戰國時期現知最長篇的陶文，這部作品的字體仍屬篆體，但有些筆畫已有隸化的趨向，其他字數較少的秦刻畫陶文資料出土較多，其間隸化現象比較醒目。統一之前秦貨幣文字品種比較單調，早期的布幣風格與三晉貨幣文相近，“半兩”的風格有的篆意較鮮明，有的風格在篆隸之間。
東周時期，是秦係文字發展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的發展有兩個重要的因素，對整個漢字發展史都產生了重大影響。首先是大篆向小篆的演化；其次是“秦隸”的確立。
在春秋而至戰國漢字表現全麵的“大分裂”的局麵中，幸而有“秦係文字”的遺世，使得漢字自商周以來，固有的傳統與做法不曾中斷，漢字演進的線索看得比較清楚，作為科學地分析漢字也才沒有遇到更大的困難。
秦統一與漢字發展公元前221年，秦完成了對全國的統一。戰國秦與短短的秦王朝，在漢字發展史上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記。對於秦政治的重要方麵，是“書同文字”口號的提出與貫徹施行。以後來兩千多年中國曆史的發展而言，這一罕見的由最高統治者製定並推行的有關文字的政策，確實產生了長遠的、積極的影響。
秦之“書同文字”政策，有其客觀社會需要，六國文字相異的狀況，將成為秦政治統一，政令頒布、度量衡一致的最大障礙之一。所以“書同文字”幾乎成為衝決這些障礙的有力手段，秦文字理論存世不多，但精悍、簡潔而鮮明。早在統一之前，秦丞相李斯即受命以秦“小篆”為標準整理文字；在統一前後，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瞈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作為標準字書，雖傳說“皆取史監大篆，或頗省改”，但這三種字書的原跡久已亡佚，我們不能夠遽斷之為“小篆”字書。有關史籍上還記載了秦吏程邈創製隸書，實則隸書早在戰國秦、楚之地廣泛出現，小吏程邈應當是積極的整理者。還是漢人的敘述可能比較接近於秦的實際，即秦書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盬書，八曰隸書”。即在秦“書同文字”的過程中，實際存在著“八體”，存在著文字形體的總結和統一。
秦時整齊文字所采取的具體措施主要有四種：1.固定各種偏旁符號的形體，為統一漢字字形奠定良好的基礎；2.確定每種形旁在字體中的位置，對漢字的定形與規範起了重要作用；3.每字的形旁固定，彼此不再代用，保證了同字必須同形；4.統一每字的書寫筆數，對鞏固漢字字形，判斷正誤，起到重要作用。這樣，使得早期漢字擺脫了不規範的狀態，使漢字形體走向定形。
秦文字的藝術表現完全基於素樸實用的氣質，完全擯棄了六國文字中常見的附飾華滋的做法。從現存的一些處於嚴正場合或用途的如碑版、璽印、瓦當等文字看。秦人在篆體的基礎上更加圓潤隨活。
秦文字在多方麵給予漢字的發展以積極的影響與深刻的啟發，從漢代以來，研究者就把秦文字作為漢字史研究的重點之一，然而至今人們仍能夠在秦文字的研究中尋得全新的“切入點”。
四、兩漢文字
兩漢文字的發展“兩漢時代”實際包括西漢、新朝、東漢三朝，漢字在這三朝的發展，既有一以貫之的傳統，也有各異的風致。
漢代書寫資料空前地增加，竹簡、木牘、帛書，出土於全國許多地區，尤甘肅、湖南、湖北、山東、安徽、江蘇為集中。這其中，除少量的銘旌、盭信類文字仍用“古文字係統”的篆體外，大部分已采用了“今文字係統”的隸書。在西漢時期，已經有相當多的作品完成了由“古隸”即主要以“秦隸”為代表的麵目向“今隸”的轉化，在西漢晚期與東漢時代，終於達到了隸書的最高階段，即所謂的“八分書”。
漢代石刻文字資料眾多，在西漢、新朝，相當部分的石刻文字堅持著自己的特色，在表達中體現著刀鑿對書意的改造。此時有些刻石作品仍用“古文字係統”的篆法，而有一些則非篆非隸或隸意較強。東漢時期，“碑碣雲起”，加之書法中個性化的創作增加，於是在石刻中出現了對書法的完全的摹寫，這是石刻文字放棄自己的特質，全麵向書法靠攏之開始。由此，東漢時一些書法作品，得以傳世。東漢時期除卻碑額以及少量的碑銘外，絕大多數皆以隸書入碑，且在碑名間忠實地反映了各種書寫流派的麵目。
漢代金文資料為數不少，但麵目比較單調，長篇金文卻較少。在漢初仍有一些金文以“古文字係統”與小篆相近的麵目表現，而在西漢時大多金文已出現隸體風格，但與書法意趣相去較遠。東漢金文作品不多，盆、洗等器皿上出現了凸起的、非篆非隸的一種裝飾性文字。西漢貨幣文字基本上沿襲“古文字係統”的篆法，新朝貨幣種類多且文字精良，東漢貨幣文字未繼承新朝而是直接上承西漢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