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社會的進步最終還是體現為政治的開明和進步，經濟隻是政治變革的基礎，而最終實現的還是政治的目標。對我們這個國家來說，實現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不是僅僅依靠政府，而是需要我們每一個人的關心和努力。《美文》雜誌副主編穆濤認為：作家介入生活的姿態很重要，不能自我遮蔽。今天有的散文還和幾百年前寫的一樣，比如，一寫草原就是綠草如茵，而現實是生態被破壞得很嚴重。為什麼視而不見？說明作家不關心我們的政治，不關心我們的國家。這是文學遠離政治的後遺症，作家的思維已經僵化了。
目前小說的現實主義回歸，不能不說是受到新散文效應的影響，同時，散文又會從其他文體得到滋養，而進一步發展會出現堪與盧梭的《懺悔錄》媲美的心靈史詩般的巨型散文。但是，散文能否發展，還在於作家的介入意識是否強烈，是遠離政治，還是回歸政治。
上個世紀，中國文學一直是伴隨著政治運動此起彼伏，就好像湖水裏的浮萍，看起來鬱鬱蔥蔥，一片生機，實際上卻無根底，隨波逐流，跟風漂泊。這是中國文學的不幸，又是中國文學的大幸。說不幸，是因為中國文學依附於政治，失去了自己獨立的品格、文格，中國文學家的人格都被政治洪流淹沒了，文學作品也都成為政治的傳聲筒。說是大幸，是因為這一時期的中國文學擁有了最廣大的讀者，而且是最忠誠的讀者，無怨無悔的讀者。隻要作者按照政治形勢的發展，比較真實地反映人民群眾的政治生活和政治運動，便會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產生文學的轟動效應。文學家成為時代的寵兒，被冠以“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的美譽。他們的作品，就好像夜空中的星辰一樣，給那個時代的人們帶來美好的憧憬和希望。
中國的政治運動培養了一代傑出的政治家，也出現了一大批受到社會擁護的政治文學家。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出現了政治文學家魯迅、郭沫若，用文學作為武器投入政治運動，他們的政治呐喊喚醒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投身於政治運動。今天的很多老一輩革命家，都是閱讀了這些文學作品，受到影響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新中國建立以後，陸續出現了政治抒情詩人郭小川、賀敬之、高紅石，政治小說家柳青、王蒙、浩然；政治散文家魏巍、吳伯簫、劉白羽、秦牧、楊朔，他們的文學作品以一種虔誠的政治信念，點燃了新中國青年沸騰的政治熱血。
近百年的中國人都是在這種政治文學的熏陶下長大的，他們都具有濃厚的政治意識，他們最重視的就是人的政治生命，失去了政治生命，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價值和意義。說實話，中國人的社會生活，在一個世紀以來，一直都是政治生活。關心政治是這個民族長期以來形成的心理定式――集體無意識。對文學的審美標準，就是建立在政治標準基礎上的。在他們眼裏，文學的價值和意義就在於鼓吹政治，為政治搖旗呐喊。這本來無可厚非，因為整個社會的中心話語就是爭取政治獨立、民主，文學反映社會生活自然就會以政治生活為內容，文學的價值也隻能以政治為標準。
如果說新中國建立以前的政治文學是呐喊，是抗爭，是追求真理和謀求生存，是呼喚政治開明和民主，那麼，隨著新中國政權的建立，政治文學的使命就成為歌頌和讚美，文學就成為鞏固政權的宣傳工具，為政治服務也就自然成為文學綱領了。
文學對政治的歌頌與讚美應該是一種情感的自然流露，是一種曆史的必然。然而，當錯誤的政治路線導致人們的生活走向貧困與災難時，當政治成為一些騙子手中的道具時，文學仍然一片讚美，那就是用謊言討好政治，甘願充當錯誤路線的輿論工具。文學一旦成為政治工具，文學的不幸就來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