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世紀80年代後期至今，新散文的發展已經二十多年了。這期間，老一輩散文作家的反思，打破了僵化的思想束縛，走出了抒情的模式，實現了散文的突圍。隨之，大批中青年散文作家湧現了出來，特別是女性作家為散文天地帶來了豐富的色彩，他們的創作帶有強烈的現代生活氣息，逐步形成了散文小品與大品共榮、典雅與通俗同輝的散文創作新格局。這表明新散文探索思維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可喜成果。然而，一些學者卻對此視而不見，以傳統的眼光否定新散文思維的成果。劉錫慶在《我看新時期散文》中說：“我感到特別遺憾的是，由於新時期以來散文理論建設的孱弱，不少缺乏散文‘文體意識’（不是陳舊的‘大散文’的意識而是適應‘獨立’了、發展著的‘新散文’意識）的作家們仍然在東奔西突地、頗為盲目地進行所謂的‘創新’試驗，如‘速寫化’（如賈平凹）、‘雜感化’（鮑爾吉?原野）、‘隨筆化’（如餘秋雨）等，更不用說重蹈覆轍的‘小說化’探索了。我以為目前最值得警惕的還是‘隨筆化’傾向，它包孕著極大的危險”。劉錫慶隻從形式上看待新散文，沒有意識到新散文內在思維的特點及價值，因而看不見這些探索的意義和成就，於是就得出結論說：“80年代後期，散文‘市場’活躍，但其‘主角’多為‘現代’及‘台港’多年遭冷遇、受忽視的名家舊製（如周作人、林語堂、梁實秋、張愛玲、三毛、餘光中等），當代作家除極少人能與之抗衡外大多人隻是忝列‘陪席’而已。”
這樣評價新散文確實有失客觀，更有甚者，《文學自由談》1996年第1期和第2期分別刊發王強的《文化的悲哀――餘秋雨的學問及文章》和湯溢澤的《文化苦旅――文化散文衰敗的標本》，批評說：餘秋雨的“文化散文”，“從內容到形式，都是對現代學術的一種嘲弄，是學術文化的一次倒退”。說“秋雨熱”這種現象的出現得歸因於中國文學尤其是20世紀所處的情景與公眾戀古心態和餘先生本人的社會行為……整個一本《文》書都是陳年白酒（如古代古文化）與當今礦泉水、自來水（如優美的語句、感歎）摻和的產物。這些批評從學術角度評論散文藝術本身就不合適，而連同整個社會及讀者都搭進去批評甚至不惜人身攻擊就更不可取。
文學批評應該有助於文學的繁榮發展，引導文學創作走向正途，而不是一棍子打死，一概否定。從目前對新散文的批評來看，直接的後果是從負麵幹擾新散文的持續發展。所以，這些批評的正確性是令人懷疑的。文學作品成功與否，讀者應是評判的上帝，新散文受到讀者廣泛喜愛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本身就是一種成功。當然，說它取得了成功並不意味著沒有缺憾，相反，它是帶著缺憾在不斷的突圍中創作和發展的。
我們看到不少散文作家在自己的創作實踐中進行了創新的努力，而且這種努力是艱苦卓絕的：有的嘔心瀝血而並沒有多大成果；有的幹脆失敗了；還有的顛覆了舊的自己，卻沒有尋找到新的自己，因而處於彷徨苦悶無法動筆的境地。但是，還有很多作家真正實現了自己的夢想，發現了自己、真切表現了自己的真情與思考，建構了自己的精神家園，給我們帶來了驚奇和美感，這支令人尊敬的隊伍可以排列出一個長長的名單，差不多所有優秀作家均在其列。
但是，我們沒有可能在一本書中對所有的散文作家都進行論述，我們的選擇有一條思想發展的線索，而思想發展的主要代表作家，他們的散文就成為我們研究的對象，也成為構思這本專著的基礎。還有很多的作家，我承認，他們的作品是非常優秀的，也是很迷人的，但那也許是另一個研究課題應該選擇的對象，而我在這本書裏隻能割愛了。
我試圖勾勒出新時期散文發展的線索，特別是思想發展的線索，而這種發展也已經成為過去，今後散文會如何發展，這個問題是複雜的，任何人都無法預測。我們隻能提出一些猜想，而猜想未必會成為現實。但是沒有猜想，人類就不會進步。我非常欣賞梁鳳蓮在散文討論中談到散文的價值取向與臨界問題時表達了這樣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