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時，風勢絲毫沒有減弱。肖瀟頂著風走，走出七分場二三裏，看見前麵大路上隱隱出現了一輛北京吉普車，像隻螞蚱似的蹦過來。她一陣高興，如果是餘主任的車，她就可以讓他把那封公開信帶走，不必跑一趟了。
車駛近了，她望過去不像是胖胖的餘主任。車駛過她身邊，減了速，衝過兩三米，突然哧地停住了。車門打開，探出一個花白頭發的腦袋，眯著眼說：
“是肖瀟同誌嗎？”
她“呀”了一聲，趕緊跑過去，一把抓住了那雙幹瘦的手。“李書記！”她叫道。手心一陣發潮。但願他沒聽見那篇關於河堤的廣播稿。她說不出話來。
“上五分場？”他笑眯眯問。
她點點頭。
“河堤修得咋樣啦？”他又問，索性走下車來。
“還好。”她答道，“有好幾裏長了。”
“哎，長短不是主要的，關鍵得有質量。”他又眯起眼，望著坦坦的荒甸。“聽說，你們那兒發明了用人工背草垡子砌堤，我，想去看一看。今年天旱，草垡子怕不結實……”
她點點頭。她知道自己其實並不真正關心堤上的事。可是他關心，他是半截河王國的主人。那篇批判稿……但願不要登到報上去，她有愧於他。他是她見到過的官兒中，官位最“高”的一個好人。
“秋天，秋天可以再搞大會戰的，根治……”她不知為什麼突然很想安慰這個小老頭。
他望著她，目光和悅。可在那褐色的眼底，卻分明透著憂慮和焦灼，如一口被汲取得幹涸疲憊的深井。風把他花白的頭發吹得狂飛亂舞。一年一度的春風刮走了他黑發中的精華，將那茁壯油亮的黑顏色彙入了腳下的黑土。青春被春風撕成碎片，一年一度地還原給綠色的原野。白色的冬天即將來臨。他，老了。
他深深歎了口氣。
“是啊，秋天。多少事等我們去做。可是我……在半截河……不趕趟了……”
她睜大了眼睛。
“我要到大興安嶺去了。那兒在新建一個高寒地區的農場管理局。”他平靜地說，“調令下來了。我今天來……也許是最後一次了……”
她的眼眶裏突然湧滿淚水。不。她喃喃。不，你不該走。你走了她的內疚將永遠無以挽回。“大興安嶺，好冷的。”她說。
“好吧，再見了！”他把那隻小而硬的手掌伸給她，“好好幹。”他意味深長地笑了笑，“將來我要是路過這兒，還會來看你們的。”
一陣彌天的黃沙，掩埋了那綠色的車影。夕陽早已被風刮得無影無蹤。天色昏昏，她看不見四周的一切。明天也許風會把太陽又刮回來，而她，也許是再也難以見到他了。
肖瀟走進鄒思竹住的那幢男生宿舍大門時，發現原先的大屋子已被隔成了一間一間的小屋。北窗下留了一條長廊，昏黑中隻見堆滿了一隻隻火牆爐子裏扒出的爐渣。她朝一個捅爐子的人打聽鄒思竹的住處，那人很奇怪地看她，對屋裏喊：“哎，四眼兒不是要送回杭州去嗎？走了沒？”那人看樣子年紀不大，大概是這幾年新下鄉的哈爾濱知青，並不認識她。有人在屋裏答了一聲，那人就用手指指走廊盡頭的一間小屋。
敲了敲門，沒有反應。又敲，還是沒人來開。門縫很寬，瀉出微淡的光亮。她從門縫裏望進去，見一個披著長長頭發的人，埋頭玩著一堆撲克牌。他把那些撲克牌分發幾張在自己麵前，然後從手裏抽牌，一張挨一張地將它們續接起來，接不長，就用手攪亂了，攏成一堆，鬼鬼祟祟地洗牌，洗得好像十分燙手似的。沒完沒了地洗，口中還念念有詞。終於洗好了，於是又重複如前的那套動作……
她看得納悶。昏暗的燈影下，那麵部高聳的顴骨酷似鄒思竹。但沒有戴眼鏡。而且，那種賊模賊樣洗牌的動作，在鄒思竹也是從未有過的。
忘了告訴你，五分場的鄒思竹，有點不大對頭……
她一陣心悸。猶豫一會兒，輕輕推開門進去——
“鄒思竹！”她站在離他幾米遠的地方，叫了他一聲。
他慢慢抬起頭來。是他。盡管麵色灰腫，眼睛深陷，昔日的書生風度蕩然無存，他還是他。當然更像是他的一個影子。他死死地盯住她看，那目光呆滯而散亂，神思恍惚。他看她許久，又把雙手抬起來，卷成兩個筒，罩在眼睛上，還轉動著身子，像在望什麼，忽然舌頭滾了一下，說：
“你——來了？”
她的心慌慌，她有些害怕，“我來看看你，聽說你病了……”
“我沒有病！”他打斷她，緩緩地搖頭。頭好像很重，搖不動似的。“我沒有病，醫生——說——認為自己自己沒有病的人就是真的有病——真是——胡——說——八——道！”
炕發涼，被褥黑黢黢，屋裏陰冷，有股難聞的氣味。他已經病了多久？
“你幹嗎，不托人，捎封信來？我……好來照料你。”她說，鼻子一陣酸。
“你？”他又搖了搖頭，慘慘地笑了笑，“你不是在北京嗎？你從北京打來的電話，風太大了，我總是聽不清楚你說什麼，不過電報我是收到的。”
什麼電報電話？難道他是因為我去年冬天不辭而別去了北京受了刺激，也許早一點來看他就好了……
“電報呢？”她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