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小說，因為有民間傳聞墊底，又有說書人的描述輔佐，流傳極廣。在流傳過程中，《三國演義》的權謀哲學和《水滸傳》的暴力哲學對民間有嚴重的負麵影響，於今猶烈。
《紅樓夢》則完全是另外一個天域的存在了。這部小說的高度也是世界性的，那就是：全方位地探尋人性美的存在狀態和幻滅過程。
它為天地人生設置了一係列宏大而又殘酷的悖論，最後都歸之於具有哲思的巨大詩情。雖然達到了如此高度，但它的極具質感的白話敘事，竟能把一切不同水準、不同感悟的讀者深深吸引。這又是世界上寥寥幾部千古傑作的共同特性，但它又中國得不能再中國。
於是，一部《紅樓夢》，慰撫了五百年的荒涼。
也許，遼闊的荒涼，正是為它開辟的仰望空間？
因此，中國文脈悚然一驚，猛然一抖，然後就在這片遼闊的空地上站住了，不再左顧右盼。
明清兩代，也有人關注千年文脈。關注文脈之人，也就是被周圍的荒涼嚇壞了的人。
例如，明代李夢陽、何景明等“前七子”提出過“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口號。他們還認為“今真詩乃在民間”，例如《西廂記》能與《離騷》相提並論。他們得出結論：各種文學的創建之初雖不精致但精神彌滿，可謂“高格”，必須追尋、固守。這種觀點，十分可喜。
清代的金聖歎則睥睨曆史，把他喜歡的戲劇、小說，如《西廂記》、《水滸傳》，與《莊子》、《離騷》、《史記》和杜甫拉成一條線，構成了強烈的文脈意識。
明清兩代在文脈旁側稍可一提的，是“晚明小品”。在刻板中追求個性舒展，在道統下尋找性靈自由，雖是小東西，卻開發了中國散文的韻致和情趣。這種散文，對後來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白話美文的建立，起到了正麵的滋養作用。新時代的文學改革者們不會喜歡清代桐城派的正統，更不會喜歡乾嘉駢文的回潮，為了展示日常文筆之美，便找到了隔代老師。當然，在精神上並非如此，閑情逸致無法對應大時代的風雲。
與明代相比，清代倒有兩位不錯的詩人。一是前期的納蘭性德，以真切性靈寫出很多佳句，讓人想到即使李煜處於勝利時代也還會是一個傷感詩人；二是後期的龔自珍，讓人驚訝在一個朝野破敗的時代站出來的一位思想家居然還能寫出這麼多詩歌精品。但是，這兩位詩人都遇到了太大的變動：納蘭性德腳下的民族土壤急速變動，龔自珍腳下的精神土壤急速變動，使他們的詩句一時找不到穩定的承載。他們的天分本該可以進入文脈，但文脈本身卻在那個找不到價值坐標的年月倉皇停步了。
除了他們兩位，我還要順便提一筆個人愛好，那就是十八世紀隻活了三十幾歲的年輕詩人黃景仁。我認為二十世紀古體詩寫得最好的鬱達夫，就是受了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