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所說的書法,總是有筆有墨。但是,我們首先看到的文字,卻不見筆跡和墨痕,而是以堅硬的方法刻鑄在甲骨上、青銅鍾鼎上、瓦當上、璽印上。更壯觀的,則是刻鑿在山水之間的石崖、石鼓、石碑上。
不少學者囿於“書法即是筆墨”的觀念,卻又想把這些文字納入書法範疇,便強調它們在鑄刻之前一定用筆墨打過草稿,又惋歎一經鑄刻就損失了原有筆墨的風貌。我不同意這種看法。
用筆墨打草稿是有可能的,但也未必。我和妻子早年都學過一點篆刻,在模仿齊白石的陰文刀法時,就不會事先在印石上畫樣,而隻是快刃而下,反得鋒力自如。由此看甲骨文,在那些最好的作品中,字跡的大小方圓錯落多姿,粗細輕重節奏靈活,多半是刻畫者首度即興之作,而且照顧到了手下甲骨的堅鬆程度和紋路結構,因此不是“照樣畫葫蘆”。
石刻和金文,可能會有筆墨預稿,但一旦當鑿刀與山岩、鑄模強力衝擊,在聲響、石屑、火星間,文字的筆畫必然會出現特殊的遒勁度和厚重感。這是筆墨的損失嗎?如果是,也很好。既然筆墨草稿已經看不到了,那麼,中國書法有這麼一個充滿自然力、響著金石聲的開頭,可能更精彩。
也許我們可以說:中國書法史的前幾頁,以銅鑄為筆,以爐火為墨,保持著洪荒之雄、太初之質。
我在殷商時的陶片和甲骨上見到過零星墨字,在山西出土的戰國盟書、湖南出土的戰國帛書、湖北出土的秦簡、四川出土的秦木牘中,則看到了較為完整的筆寫墨跡。當然,真正讓我看到恣肆筆墨的,是漢代的竹簡和木簡。
長沙馬王堆帛書的出土,讓我們一下子看到了十二萬個由筆墨書寫的漢代文字,雲奔潮卷般讓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是中國書法史上的盛大節日,而時間又十分蹊蹺,是一九七三年底至一九七四年初,正處於那場名為“文革”的民粹主義浩劫的焦灼期。這不禁又讓人想到甲骨文出土時的那一場浩劫,古文字總是選中這樣的時機從地下噴湧而出。我不能不低頭向大地鞠躬,再仰起頭來凝視蒼天。
那年我二十七歲,急著到各個圖書館尋找一本本《考古》雜誌和《文物》雜誌,細細辨析所刊登的帛書文字。我在那裏看到了二千一百多年前中國書法的一場大回湧、大激蕩、大轉型。由篆書出發,向隸、向草、向楷的線索都已經露出端倪,兩個同源異途的路徑,也已形成。
從此我明白,若要略知中國書法史的奧秘,必先回到漢武帝之前,上一堂不短的課。
漢以前出現在甲骨、鍾鼎、石碑上的文字,基本上都是篆書。那是一個訂立千年規矩的時代,重要的規矩由李斯這樣的高官親自書寫,因此那些字,都體型恭敬、不苟言笑、裝束嚴整,而且都一個個站立著,那就是篆書。
李斯為了統一文字,對各地繁縟怪異的象形文字進行簡化。因此他手下的小篆,已經薄衣少帶、骨骼精練。
統一的文字必然會運用廣遠,而李斯等人設計的兵厲刑峻,又必然造成緊急文書的大流通。因此,書者的隊伍擴大了,書寫的任務改變了,筆下的字跡也就脫去了嚴整的裝束,開始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