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所說的書法，總是有筆有墨。但是，我們首先看到的文字，卻不見筆跡和墨痕，而是以堅硬的方法刻鑄在甲骨上、青銅鍾鼎上、瓦當上、璽印上。更壯觀的，則是刻鑿在山水之間的石崖、石鼓、石碑上。
不少學者囿於“書法即是筆墨”的觀念，卻又想把這些文字納入書法範疇，便強調它們在鑄刻之前一定用筆墨打過草稿，又惋歎一經鑄刻就損失了原有筆墨的風貌。我不同意這種看法。
用筆墨打草稿是有可能的，但也未必。我和妻子早年都學過一點篆刻，在模仿齊白石的陰文刀法時，就不會事先在印石上畫樣，而隻是快刃而下，反得鋒力自如。由此看甲骨文，在那些最好的作品中，字跡的大小方圓錯落多姿，粗細輕重節奏靈活，多半是刻畫者首度即興之作，而且照顧到了手下甲骨的堅鬆程度和紋路結構，因此不是“照樣畫葫蘆”。
石刻和金文，可能會有筆墨預稿，但一旦當鑿刀與山岩、鑄模強力衝擊，在聲響、石屑、火星間，文字的筆畫必然會出現特殊的遒勁度和厚重感。這是筆墨的損失嗎？如果是，也很好。既然筆墨草稿已經看不到了，那麼，中國書法有這麼一個充滿自然力、響著金石聲的開頭，可能更精彩。
也許我們可以說：中國書法史的前幾頁，以銅鑄為筆，以爐火為墨，保持著洪荒之雄、太初之質。
我在殷商時的陶片和甲骨上見到過零星墨字，在山西出土的戰國盟書、湖南出土的戰國帛書、湖北出土的秦簡、四川出土的秦木牘中，則看到了較為完整的筆寫墨跡。當然，真正讓我看到恣肆筆墨的，是漢代的竹簡和木簡。
長沙馬王堆帛書的出土，讓我們一下子看到了十二萬個由筆墨書寫的漢代文字，雲奔潮卷般讓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是中國書法史上的盛大節日，而時間又十分蹊蹺，是一九七三年底至一九七四年初，正處於那場名為“文革”的民粹主義浩劫的焦灼期。這不禁又讓人想到甲骨文出土時的那一場浩劫，古文字總是選中這樣的時機從地下噴湧而出。我不能不低頭向大地鞠躬，再仰起頭來凝視蒼天。
那年我二十七歲，急著到各個圖書館尋找一本本《考古》雜誌和《文物》雜誌，細細辨析所刊登的帛書文字。我在那裏看到了二千一百多年前中國書法的一場大回湧、大激蕩、大轉型。由篆書出發，向隸、向草、向楷的線索都已經露出端倪，兩個同源異途的路徑，也已形成。
從此我明白，若要略知中國書法史的奧秘，必先回到漢武帝之前，上一堂不短的課。
漢以前出現在甲骨、鍾鼎、石碑上的文字，基本上都是篆書。那是一個訂立千年規矩的時代，重要的規矩由李斯這樣的高官親自書寫，因此那些字，都體型恭敬、不苟言笑、裝束嚴整，而且都一個個站立著，那就是篆書。
李斯為了統一文字，對各地繁縟怪異的象形文字進行簡化。因此他手下的小篆，已經薄衣少帶、骨骼精練。
統一的文字必然會運用廣遠，而李斯等人設計的兵厲刑峻，又必然造成緊急文書的大流通。因此，書者的隊伍擴大了，書寫的任務改變了，筆下的字跡也就脫去了嚴整的裝束，開始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