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中國近代史上的著名維新派政治家、思想家譚嗣同，就是這樣一位舍身求法的“民族之脊梁”。
譚嗣同自小心胸坦蕩，為人豪邁仗義，頗仰慕古代俠士。他12歲時開始學劍習武，三更讀書，聞雞起舞。20～30歲間，譚嗣同遊曆了黃河上下、大江南北，行程4萬餘千米，足跡遍布11省。在此期間他結交義士，拜訪名家，眼界大開。他曾有一次在大雪紛飛的冬天裏仗劍策馬，7晝夜行程850餘千米，雖載饑載渴，但他仍然怡然自樂。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1895年，中國戰敗，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妥協退讓，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1895年5月2日，康有為聯合在京參加會試的1000多名舉人上書清政府，要求拒和、遷都、變法。深重的民族災難，也同樣使譚嗣同焦灼不安，他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義憤填膺，堅決反對簽訂和約，對清政府“竟忍以四萬萬七千萬人民之身家性命一舉而棄之”的妥協行徑極為憤慨。在變法思潮的影響下，譚嗣同也開始苦思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計。他感到必須對腐朽的封建專製製度實行改革，才能救亡圖存。
1898年初，譚嗣同接受了傾向維新的湖南巡撫陳寶箴的邀請，回到湖南協助推行新政。由於對湖南新政的盡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聞名。為了加強變法思想的宣傳，他還創辦了《湘報》，作為南學會的機關報，由他任主筆。他寫文章抨擊清政府的賣國投降政策，公開提出廢科舉、興學校、開礦藏、修鐵路、辦工廠、改官製等變法維新的主張。不久，就有人向光緒帝推薦譚嗣同。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詔告天下，宣布變法；8月21日，譚嗣同奉召抵京，受到光緒帝召見，參議新政；9月21日，慈禧太後發動政變，囚禁光緒帝，大肆抓捕維新領袖，曆時103天的戊戌變法宣告失敗。
聽到政變消息的時候，譚嗣同正端坐在寓所的榻上與好友梁啟超商談變法政事。來人通知說清兵正在抄捕康有為的住處，提醒譚嗣同趕緊離開。
譚嗣同聽後臉上沒有絲毫的驚慌之色，反倒是很從容地對梁啟超說：“你趕緊去日本使館求救，應該能借助外國友人脫逃安身。”
梁啟超反問道：“怎麼光顧著我？那你呢？”
“我從前想救皇上無法救，現在想救你也無法救，我已經無事可為，隻有等待死期了。”譚嗣同讓梁啟超離開後，自己一整天都沒出門，靜靜等待抓捕的人，沒想到並沒有人來。在這種情況下，他決心用自己的生命去向封建頑固勢力做最後一次反抗。譚嗣同第二天來到日本使館，把自己的書信、文稿交給梁啟超保存，並要他東渡日本避難。
梁啟超再次要求譚嗣同與他一同前行，可是譚嗣同卻慷慨地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你去做那個行者，為將來繼續進行維新變法而做準備；就讓我去做那個赴死的人，以報答聖上的厚遇之恩。”
與梁啟超分別後，譚嗣同又置自己的安危於不顧，多方活動，籌謀營救光緒帝，但計劃均告落空。
日本使館又派人與他聯係，表示可以為他提供“保護”。譚嗣同毅然回絕，對來人說：“各國變法沒有不經過流血犧牲而成功的，今日中國從未聽聞有因變法而流血犧牲的人，這就是國家不能昌盛的原因。現在如果要有，就請從我譚嗣同開始。”說完，他目光如電，全身散發出傲視死神的浩然正氣。譚嗣同由於沒有離京避難，最終被捕。
9月28日，譚嗣同與其他5位誌士英勇就義於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行刑之前，譚嗣同神色不變，臨終時還大聲喊道：“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遇害時年僅33歲。史稱譚嗣同及同時遇害的5位誌士為“戊戌六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