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法劄記》介紹，法國主要有四種農民組織：農民經濟合作組織、農民公會、農民協會、農業議會，還有其他一些製度化的設計，比如申訴專員製度，來保障農民權益。申訴專員是一個很有特色的製度，聽起來有些像中國的信訪製度，但實際上完全不同，它的力量來自媒體。如果行政部門不配合，不提供應該提供的有關資料，申訴專員可以訴諸輿論，予以公開說明，進行宣傳。 “這是我們的武器，是個原子彈”，一旦到媒體告發他們，這個部門也就完了。
這就是法國農民影響力大的奧秘所在：有利益的博弈和表達，也有相應的組織化製度化的利益表達機製，各級機構中的代表出身農民，關心自己的切實利益，還有媒體的監督，等等。
而在中國農村，雖然今天在各級組織裏，也有農民代表，但是，很難發現真正代表農民利益，為農民說話的人。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和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村也就自然日益衰落凋敝，但是，今天中國農村的衰落，基本不是自然過程。
原子化的個人，如何與政治、工業化、城鎮化相抗衡？這是中國農村的本質問題所在。除此之外，另一個嚴重後果是，農村衰落後帶來的社會問題。社會流動性加劇後，那些離開了土地的人，在城市很難落腳，又回不得故鄉。那些人中的年輕一代，受過一定教育，權利意識開始覺醒，已經不再像他們的父輩祖輩那樣甘願忍辱負重。如此龐大的社會群體漂在社會上，千萬不能小看，他們可能影響整個社會的走向和命運。
著名記者羅伯特·D·卡普蘭在1999年出版的《無政府主義的來臨》一書中曾悲觀地預言：“隨著難民流動加劇以及全球範圍內農民湧入城市——把城市變成了大鄉村——國界的意義減弱了，此後更多的權力落入了教育程度較低、較沒文化的群體之中。”
中國來自農村龐大的年輕打工群體，與《訪法劄記》中談到的巴黎郊區騷亂主體是來自非洲裔的穆斯林移民不同，也與卡普蘭提到的難民不同，他們本來就是這個國家的人，祖祖輩輩都是，但卻無法享有應有的權利，這才是可怕的隱患——“環境稀缺性會閃動現存的仇恨並影響權力關係”，卡普蘭警告說。
可以說，《訪法劄記》一書雖然談的是法國農村問題，但是對於中國卻是“他山之石”，值得真正關心中國農村、關心中國農民，也包括關心自己命運的人了解，尤其是值得那些決定政策的人了解。
《訪法劄記》的內容為2007年作者訪法時所留存，直到今天才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