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大夫的笑話兒更多，不僅教人笑掉大牙，而且可令眾人笑得彎腰岔氣兒流淚打官司。
原因非常簡單：病人明明死了，主任醫師羅斯大夫卻拒絕在“死亡診斷書”上簽字。這樣的怪事發生過很多次，每次都鬧得不可開交：屍體不能送往太平間，同室病人提抗議，護士罷工，家屬告狀，院長發脾氣罵人；院黨委開會要處分黨員醫師羅斯。因此，同行們毫不客氣地給他起外號，叫他：羅不死大夫。
我的拜訪，受到了出乎意料的歡迎。羅大夫拉住我的手說：“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因此，您一定相信人是有靈魂的。我正要找您這樣一位同胞訴訴衷腸。”
事情是這樣開始的：“文革”期間，一位被紅衛兵打傷的中學教師抬進醫院，病房早已滿員，隻好停放在過道裏。還沒來得及搶救，造反派的護士長便跑來說：“已經死掉啦！”紅衛兵的頭頭逼著羅醫生在“死亡診斷書”上寫明是教師本人“自殺身亡”。羅斯氣得渾身發抖，拒絕簽字，身上也挨了兩皮帶。護士長越權簽了字。
值夜班時，羅斯說服了看管太平間的工人，一同找到了中學教師的“屍體”，給他換了個姓名，抬進一間高幹病房，連夜組織搶救。羅斯還編了個謊，說是接到“中央文革小組”的電話，此人是張春橋的親戚！於是，軍管會主任親自出馬，造反派爭相獻血，動用了貴重藥品，傷員終於起死回生了！羅斯因此而被選為“活學活用”積極分子，到處去背語錄宣講階級感情。
我笑了一陣，問他：“那麼，這位中學教師當時到底死沒死呢？”
“你說他死，他就死了。你要是說他還沒死，那就沒有死，事實上是搶救活了嘛！”
“羅大夫，我也經過文化大革命，知道那時候什麼怪事都能發生。今天咱倆不談政治--我是問，從醫學角度來講，他當時究竟死沒死？”
“明白！我就是從純醫學角度說的。”
我聽糊塗了，“純醫學……怎麼說又死又沒死呢？”
他給我講了另一件事：一個青年工人煤氣中毒，死掉了。醫生簽了字，派出所也銷了戶口。送到火葬場，排隊等候火化。那停屍間很是陰冷，小夥子居然凍醒了！他感到莫名其妙，這是怎麼一回事兒呢？趕緊搭公共汽車跑回家去詢問，反而把他媽媽真的嚇死啦！
“這我懂。小夥子是‘假死’，醫學上這種病例並不少見。我也聽說過，病人休克了，被誤診為死亡；遊泳淹死的人，必須停屍幾十個小時之後才準許火化……”
羅斯大夫滿意地點點頭，“如果您有這些常識，咱倆的談話就省事兒啦！現在先統一一個概念：什麼是死亡？或者說，死亡的定義是什麼？”
我脫口而出：“心髒停止跳動。”
“不對！剛才您自己說的，休克，假死，溺水者，心髒都可能停止了跳動，但他並沒有死。”
我趕緊補充：“停止呼吸，瞳孔擴大。”
羅醫生點點頭：“是啊。死亡有很多種定義，您們作家和詩人常常寫道，‘一顆偉大的心髒停止了跳動’，這是文學語言，是文學意義上的死亡。歐美國家的死亡定義是大腦停止了運動，這也可以說是法律意義上的死亡。日本國的法律規定，死亡定義有三條，就是您剛才所說的：心髒停止跳動，呼吸停止和瞳孔擴大。然而這也有麻煩。”
緊接著他給我講了一件事實：1967年世界上第一次進行了心髒移植手術之後，日本醫生也做了幾例成功的心髒移植術，但是，和田十郎醫生被“捐心者”的親屬控告為“謀殺”--理由是他摘取心髒時“捐心者”尚未真正死亡。因此，日本醫界1968年就被迫停止此項行之有效的心髒移植術了。而在歐美就不存在這個法律問題，因為他們的死亡標誌是大腦，隻要大腦“死”了，心髒還“活”著，就可以移植。今年，日本醫學界又要向法律挑戰了，肝髒移植專家說，大約有三千名患有先天性肝髒缺陷症的日本兒童，需要進行肝髒移植手術之後才能活下來。“作家同誌，您說這不是一個人道主義的重大課題麼？”
我終於被羅不死大夫的人道主義精神深深感動了。原來，生老病死，這樣常見的事兒，還蘊涵著如此複雜的科學、法律、習慣和倫理道德上的問題哩！
交談深入之後，羅大夫給我打開了一扇又一扇知識的窗口--這些，都是我們寫小說的人從前不屑一顧的領域，或許認為它不屬於文學吧？然而，我們又常說“文學就是人學”。
羅斯大夫自從1966年紅衛兵任意打死人的那個時候開始，便產生了一個強烈的意識，決不輕易地在“死亡診斷書”上簽字。因而真的挽救了七個人的生命，以致醫院黨委再也不敢開會討論對他的處分了。不僅如此，他還在這二十多年間，對全國五百例“死過一次的人”進行追蹤調查。收獲甚豐，也惹下了無盡無休的麻煩。因為這些“死過一次的人”大多具有某種特殊的經曆，有的是因為失戀、失意、畏罪而自殺未遂者，有的是被他人謀殺而不死者，當然也有被醫生診斷“死亡”而又活過來的。總之，對這些敏感的人物進行追蹤調查，自然要引起其本人、家屬、公安、醫院等方麵的神經過敏。羅斯你要幹什麼？結果是對羅斯的“反調查”多於他所進行的調查！醫院黨委和人保處為此傷透了腦筋，誰也說不清羅斯到底要幹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