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是這麼一個人，一生之中少有樂趣。
他與我共用一張繪圖桌，少說也有二十年了。每當我在桌麵上，當然是桌角上啦，釘了幾枚圖釘，他都要小心翼翼地起下來，在手心裏攥一會兒，藏到我再也找不著的地方。然後就把他自己花錢買的一卷透明膠紙帶，成心留在繪圖桌的小抽屜裏。這用意是明顯的，是讓我用膠紙帶粘圖紙，而不要用圖釘，免得把桌麵釘壞。還有，如果我粗心地在小抽屜裏落下了鉛筆、橡皮、三角板之類的文具，他就不再使用這個小抽屜了，而且還悄悄地替我把每一支鉛筆都削得尖尖的……這些無言的小動作，隻有他和我知道。正是由於這些細微小事，才引起了我對他的某種興趣。
在同一個農機研究所裏共事二十多年，我極少發現他會笑。也許他根本就不會說說笑笑，連別人成心開他的玩笑，他都聽不懂。工餘飯後，他獨自在小樹林裏遛個彎，就縮回單身宿舍，洗洗衣服，翻譯一點兒英文或俄文的技術資料，直到眼皮打架，上床睡覺。除了這些，他個人生活中還有些什麼呢？誰也不知道。
回想起來，“文革”中兩派群眾激烈辯論的場合，從未見過他的身影。現在，打倒“四人幫”三年多了，電影、小說、球賽等文體活動日漸豐富，他也從不問津。除了工作，就是散步、洗衣服、搞點翻譯。唉，這個枯燥的人！
最近，研究所提拔了一批工程師，有他，也有我。這可是二十年來第一次授予職稱呀，許多科技人員臉上增添了笑容，彼此以張工、李工相稱，而他呢？依然故我，毫無歡笑。也許他心眼裏高興，不善於表露罷了。這是我的揣度。我這種猜測多少有點兒根據，因為他是個公認的“內向人”。此中有個小笑話：“文革”當中，常開會，把大夥兒開膩了，紛紛溜號，所以工宣隊長要點名。他的名字叫芮向仁。工宣隊長不認識這個芮字，讀成了內，他不肯答應，惹得隊長發了脾氣，大聲嗬斥，“知識分子真是酸溜溜的，明明姓內，還非要加上個草字頭不可！耍什麼花招？”大家憋不住地笑了，芮向仁也苦笑了一下。誰說他不會笑？苦笑也是笑嘛。從此以後，同誌們就成心叫他“內向人”。而北呀，也確確實實是個內向的人。
當了工程師之後，大家就稱他為內工。他也無可無不可地點頭應承了。其實，這內工二字毫無貶意，他學業功底很厚，又從不炫耀自己，豈不是一種“內功”麼。
一天，司機小陳開車，把我和李工、內工送到了懷柔縣他部的深山區，調查山地農機具的使用情況，住在個小小旅店裏。晚上，小陳掏出一副撲克牌，要玩一會兒。可是內工不會打撲克。小陳央告著：
“不會橋牌，打百分也行啊！怎麼，您連抓王八也不會嗎？”
內工一個勁地搖頭。我們三缺一，胡亂玩了一陣子，索然無味，就收了攤兒。
“內工，您會玩啥呢？”小陳不甘心地問。
“我……玩？……我不會。”
小陳不滿意這種籠統的答複，就舉出不少例子，一項一項地問：“下象棋？圍棋？彈琴？唱歌？打球？遊泳？看小說……？”
內工一一搖頭。忽然，他眼睛一亮：“從前，我父親逼著我讀過《文心雕龍》！”
李工笑了：“那可不是小說！”
我也跟著敲邊鼓：“令尊大人用錯了藥，這本書一定倒了你的胃口！”
內工的眼神又變得灰朦朦的了：“可能，反正我也沒看懂。”
芮向仁剛剛四十五歲，由於身體虛弱，白發過早地長滿了雙鬢。他常年伏案製圖，胸脯凹了進去，背也有點駝了，細密的魚尾紋布滿眼角，望上去象個年近花甲的老夫子。當年，他曾經是清華園裏一名絕頂聰明的高材生。十七歲就考上了大學，二十一歲大學畢業後分配到農機研究所當技術員，沒想到如今身體垮成了這般模樣。我熟知他每天走上四樓繪圖室時都喘著氣擦汗的樣子。無論冬夏，他一上樓準出虛汗……他患了什麼病嗎？沒聽說過。我隻知道他常去醫院拔牙，前兩年已經換成了滿口假牙。有天大清早兒，我到單身宿舍去叫他一起下鄉，猛然看見他摘掉假牙和深度近視眼鏡正在洗臉的相貌，哎呀呀，我真的嚇了一跳，以為自己撞見了一位老太婆。我痛心地詢問他為何衰老得這麼早？他什麼話也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