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王攙著我上了火車。這真是一件掃興的事兒，沒想到，遊覽美麗的桔子洲頭，卻崴了腳脖子。
長沙火車站是非常寬綽的，規模之大，全國第二，僅次於北京站。往返於北京--長沙的特別快車，也被鐵道部門列為全國客車的第一次、第二次。據說這在當年都是有政治意義的，而且至今有些湖南人還引為驕傲，“全國車站，長沙最代（大）！”幸虧如此，在這寬綽、平坦、燈光明亮的站台上，小王和小李左右攙扶，我的傷腳才沒有被別的旅客踢著、踩著。現在，我安然無恙地坐在潔白鬆軟的鋪位上，心裏頗感內疚--要不是崴了腳，再熬十年，我大概也不夠資格乘坐這“軟臥”車廂吧。
小李沒上車，正通過窗口把一簍橙黃色的無籽蜜桔和我的旅行箱遞給小王。目前正是湖南的“十月小陽春”，按陽曆來說，已是十一月底了，氣溫仍有十六七度，這兩個小夥子累得額頭冒了汗。
用鐵路上的術語來講，我今天乘坐的這種車廂被稱為“軟臥包房”，一小間裏有四個鋪位，上下各二，比“硬臥”的六個鋪位鬆寬些，票價卻幾乎貴一倍。此時，深夜十點半了，即將開車，這個小間裏還擠滿了送親友的人，以至小王和小李隻能站在門外的窄過道上。
“你倆回去吧，快開車啦！”我叫著。
也不知他倆聽見沒有。站台上的電鈴響著，擴音器裏也傳出了招呼旅客上車的聲音。
女列車員在過道裏催促送親友的人趕緊下車。人們穿梭般地進進出出，利用這臨別前的幾分幾秒，重複幾句“一路平安”之類的祝福話兒。我隻好把傷腳縮在鋪位底下，不敢動彈。忽然抬頭，從人縫裏瞥見小王還沒走開，他拽住女列車員的胳臂，指著我說：“這位作家傷了腳，請你一路上多照顧點兒！最好給他換個下鋪……”
女列車員則氣急敗壞地推搡著小王，用長沙官話尖聲嚷著：“曉得啦！冒得（沒有）下鋪調換……你再不下車我就關門羅……你克（去）補張車票，自家克照顧個架（這個）跛子噻！”
“咯咯咯！”我身邊響起了一陣爽朗的女人笑聲。這是誰在笑？
火車緩緩開動了，站台上的白熾燈向後移退。小王並沒回來，這說明他還是麻利地跳下了火車。
列車員是個二十來歲的小姑娘。說她小，是個頭兒長得小，又生著一張稚氣的娃娃臉。這時，她走到我們包房的門口，紅著臉，揉著自己的胳臂，氣呼呼地對我說：“送你老人家的那個後生子，硬是力蠻，把我的手都扯痛了……”說到這兒，大概她自己又覺得好笑，就扭過頭去“噗嗤”兩聲，換過一張笑臉比較和藹地告訴我：“臥鋪全都滿個噠，冒得下鋪調換……等一哈子，我攙你老爬到上鋪克！”
“咯咯咯！”我身邊又響起了那個女人的笑聲。她真是個愛笑的人！
列車員把包房的門拉上，小房間裏清靜了，隻剩下我們四位乘客，開始了正式的旅程。這時我才看清楚，對麵坐著一胖一瘦的兩位男人，全都是老幹部的模樣--衣布鞋，半新半舊，肥肥大大，以“土”為榮，表情嚴肅，守口如瓶。胖的五十多歲，生得肥頭大耳，頭發濃密，下巴光滑，肚子鼓鼓的，把原本肥大的毛式上裝拱成個半圓球形狀；瘦的六十大幾歲了，滿臉皺褶，淚囊鬆弛，雙腮下垂，臉皮和手背上都生著顯眼的老年斑。
我轉過身來，多少有點兒驚奇地發現，身邊坐著的竟然是個漂亮的年輕女人。她就是剛才兩次發出輕鬆笑聲的女人。現在又以她與眾（三人為眾嘛）不同的年紀和外表，給這小小包房裏平添了一片“亮色”，吸引著我們三人有點奇怪的目光。
這有什麼奇怪呢？年輕女人就不能坐火車嗎？不，我立刻想到，這裏是不同尋常的“軟臥包房”呀。按照規定，隻有行政十四級以上的、或者文藝六級以上的高幹，才有資格“享受軟臥待遇”；否則，就拿我來說吧，雖然工齡與共和國同年，好賴也算個作家了，卻是沒有資格鑽到這潔白車廂裏來“軟乎”一次的--明天回到北京之後，十之八九要吃會計的白眼，“嗯，啊，這張車票隻能按硬臥的價碼兒報銷四十六元；超出的部分--這四十一元嘛，嗯，啊，你自己掏腰包吧！”
我又偷著瞧了她一眼。難道她……二十六七歲的大姑娘，或者小媳婦兒，竟然是個十四級以上的高幹？不會！決不會。就算她是這兩年破格提拔起來的新秀，提職不提級嘛，論資排輩兒，也絕對跳不到這個高“坎”上來。
我忍不住地又看了她幾眼。想從衣著打扮、言談舉止上判斷一下，她是不是個華僑？因為華僑，或者洋人，兜裏有洋錢（而且他們所在的國度裏，大概也不時興報銷旅差費的辦法）。可惜得很，這個年輕女人，鼻子不高，眼珠不藍，頭發不卷，臉蛋兒雖然白裏透紅，卻仍然屬於淺黃色皮膚；她的上身脫掉了外套，露出鮮豔的緊身紅毛衣，胸脯雖然高，卻仍難據此斷定其國籍；下身穿一條法蘭絨的男式長褲--哈哈，有了，僅此一件便可認定她是中國人了！因為這個星球上，大概隻有中國女人才心甘情願地穿男人服裝。
那，她究竟是個什麼人物呢？哦，我猛地想起來了，瞧我多麼傻呀，真是死腦筋，忘記了“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古話兒！這不是明擺著的事兒嘛，她一定是個高幹子女，說具體點兒，是部長的女兒，或者將軍的兒媳婦，否則，誰肯花八十七塊錢（相當我一個月的工資）來坐“軟臥”哩！
就在我猜來猜去的時候--請原諒，琢磨各種人，是我的職業習慣，“文學就是人學”，我們從事筆耕的，都具有隨時隨地觀察人、分析人的本能，否則就沒法吃這碗飯了。我不自覺地瞅著她點了點頭，錯不了，高幹小姐！
“您幹嘛一直瞧著我呀？”
高幹小姐（或兒媳）大概被我看得發毛了，似笑非笑地盯著我質問。
“不對！不是我一直瞧著你，而是你一直瞧著我。”
我隻能寓莊於諧地以攻為守了。
“我才不會一直瞧著您哩！”
“那你怎麼知道我一直在瞧著你呢？”
“咯咯咯！”她第三次爽朗地笑了起來，“您真會說話！能當外交部長。”
“我才不是當官兒的材料哪！”
“知道！您是個作家。”
包房裏的氣氛開始變得活躍起來了。對麵坐著的兩位老幹部模樣的男人，剛才一直沉默不語，眼珠兒卻轉來轉去，一會兒看看我，一會兒瞅瞅她--這也是許多旅客的習慣吧，彼此邂逅相逢，又要在這小小的鬥室裏“同居”一晝夜，如果互相不說話，誰也不答理誰，那多憋悶呀！特別是幹我這一行的，時間雖緊，卻從不拒絕聊天兒--談話本來是人們交換情況、抒發感想的重要手段嘛。可是，要談話，就必須先猜測對方的職業、身份和脾氣，才能掌握好交談的內容與分寸。現在，他倆大約已經摸到了我和這個年輕女人的性格特點，所以也跟著笑了一陣。
“是回北京吧？我聽你的口音是北京人。”胖子問我。
“是的。您呢？”
經過彼此簡短的問答，互相取得了最起碼的了解。我和胖子是到長沙出差，回北京的；瘦老頭兒是長沙人，已經離休了，是去北京看病的；隻有年輕女人要在石家莊下車，然後再換車去一個什麼縣城，那地名我可沒聽清楚。
四個人的話題兒，從長沙溫暖如春的天氣，大豐收的桔子，即將取消布票，逐漸轉到了物價和商業工作方麵……這種話題兒的轉換，既迅速又自然，因為純屬閑談，毫無目的。如果一定要說它也包涵著某種目的性的話，那就是彼此試探著尋找共同語言，大家都感興趣的事兒。
女列車員送來了四隻白淨的醴陵細瓷茶杯，提著擦得銀光鋥亮的不鏽鋼開水壺，掏出幾小包紙袋茉莉花茶，柔聲問道：“要茶葉嗎？一角錢一包。”
我剛要掏錢，卻被年輕女人攔住，“我有好茶葉，君山銀針。”
說著，她從挎包裏取出一隻精雕細刻的竹節茶葉筒，往每個茶杯裏捏了一點兒。
女列車員由於未能推銷自己的茉莉花茶（如今代售書報、茶葉等等的經銷額，都與她們的獎金掛著鉤哩），心裏多少有點兒不愉快，一邊沏水一邊說：“這怕不是真正的君山銀針吧？”
年輕女人反問：“你喝過真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