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國而言，目前大部分資本賬戶已完全或基本放開了管製，資本賬戶管製的效率逐步下降。在當前國際資本流動愈加便捷的大背景下，一國獨立的貨幣政策（即自主的利率政策）也需要彙率的自由浮動。為抑製經濟過熱而加息，隻要彙率彈性充分，幣值變化足以反映資金流動（預期）成本，就不會引發國際資本的大量湧入。類似地，利率調整也沒有必要過度擔心對出口部門的影響，因為提高利率的目的就是為了抑製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而本幣升值將減少淨出口，並降低進口品價格，這與利率政策的目標是一致的。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世界經濟尚未完全企穩之時，作為發達國家的以色列和全球主要經濟體的澳大利亞相繼加息的決策過程，可以充分說明這一點。
雖然從國際收支角度當前彙率已接近均衡水平，這為推進彙率形成機製改革提供了有利條件，但依然快速增長的外彙儲備表明，當前彙率並非是基於市場自身外彙供求而形成的真正均衡的彙率水平，彙率形成機製改革（如中間價報價機製、單日浮動幅度、市場參與者、彙率品種以及外彙產品）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當前外彙儲備的邊際成本已經大於邊際收益，而資本的完全可兌換並不意味著貨幣的完全自由兌換。韓國等國的經驗表明，為避免金融要素價格改革可能的衝擊，更需要政府提升包括資本流動和外債監測等方麵的監管水平。因而，彙率形成機製改革將直接決定著利率市場化進程。
外部目標應服從內部目標
在金融要素價格和資本賬戶開放過程中，一國的外部經濟目標應服從內部經濟目標。為了保護出口和國內有關產業，日本對彙率和資本賬戶開放一直采取非常保守的態度。在日元升值後，為了抵消由於升值給經濟帶來的不利影響，日本當局並不是對經濟進行主動調整，而是試圖通過寬鬆的貨幣政策化解升值壓力，結果造成資產泡沫急劇膨脹並最終崩潰，日本經濟也喪失了結構調整的最佳時機。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德國在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係解體前就曾多次升值並於1973年實現自由浮動。在1985年“廣場協議”時，不僅是日元兌美元大幅升值，同時也要求馬克兌美元大幅升值了43.6%（僅比日元升值幅度低3.9%）。與日本采取國內貨幣擴張的應對不同，由於曆史的原因，德國中央銀行對通貨膨脹采取了本能的警惕態度，即使是在“廣場協議”後，政策利率始終維持在3%以上。德國政府更多地采取減稅和削減補貼的方式積極進行經濟結構轉型，這為今天德國成為歐洲乃至世界經濟引擎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礎。
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也並不一定會一帆風順，很可能被意外中斷。在出現困難時更要抓住有利時機，努力堅持實現改革目標。由於各種因素，拉美各國激進的利率市場化改革幾乎都遭到失敗，韓國的利率市場化改革也出現過嚴重的挫折。
但是，智利、韓國在改革失敗後並沒有停止改革的努力，而是充分總結失敗的教訓之後，積極利用國內外各種有利因素，甚至不惜承受短暫經濟衰退的代價，徹底實現了金融要素市場化改革，兩國經濟彈性極大增強，很快就走出了經濟穀底並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
韓國和智利均已被IMF等國際組織列為發達經濟體，並分別於1996年和2010年成為OECD國家。反觀阿根廷等國，由於對改革一直持有懷疑和機會主義的態度，致使有關改革難以徹底進行並時走時停，由昔日經濟明星逐漸淪落為並不重要的經濟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