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性情忠直、耿介，充分表現出剛正不阿、仗義執言的節操和堅持真理、不附權勢的政治品格。
如果說，戰爭年代鄧小平對黨和人民事業的忠誠表現在敢於反對錯誤路線的領導而不怕誣陷和打擊，表現在甘冒矢石，戎馬疆場，表現在以對人民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創造性地執行黨的決議、指示，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那麼到了和平年代，這種血與火洗禮出來的品格則表現得更加豐滿、鮮明，即：在大是大非問題上能夠表明自己的主見，對各種錯誤傾向敢於據理力爭。
50年代末以後，鄧小平對黨內政治生活中逐漸滋長起來的不正常現象和國家經濟建設中暴露出來的問題經常提出自己的意見。如，他對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的傾向提出過嚴厲批評。據王任重回憶，1959年容國團奪得乒乓球世界冠軍後，鄧小平講過這樣的話：打乒乓球打贏了說是毛澤東思想勝利了，打輸了呢？能說是毛澤東思想失敗了嗎？不能這樣簡單化、庸俗化。1961年，對林彪要求“帶著問題學”《毛選》，鄧小平與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一起進行了堅決的抵製和鬥爭。鄧小平在一次會議上指出：毛選怎樣學，要研究一下。搞疲勞戰術，社會強迫，不行。在青年中學習毛主席的著作，一些基本的東西，是要提倡學的，但一年四季這麼搞也不行。可見，在如何對待毛澤東思想這個重大的原則性問題上，鄧小平在“左”的氣氛開始彌漫的初期，就表現出了過人的敏銳和巨大的勇氣。
鄧小平是個極有決斷、極有主見、不怕冒風險、擔責任的人。1961年春，鄧小平根據毛澤東關於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指示，深入北京順義農村視察。針對當時“平調風”、“共產風”給農村經濟帶來混亂與凋零，公共食堂弊端百出、難以為繼的情況，他果斷地說：吃食堂是社會主義，不吃食堂也是社會主義，以前不管是中央哪個文件上說的，也不管是哪個領導說的，都以我現在說的為準。根據群眾的意見，決定食堂的去留。
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對鄧小平的敢作敢當都很欣賞。1957年，毛澤東評價鄧小平：這個人不簡單，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1974年11月，毛澤東在談起鄧小平抵製江青等人一事時對鄧小平說：你開了一個“鋼鐵公司”，好，我讚成你!同年12月，毛澤東又稱讚鄧小平“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盡管毛澤東對鄧小平思想“固執”，不肯改變對“文革”的態度表示不滿，並對鄧小平發動過不正確的批判，但對他的政治品格從沒有加以指摘。
1975年，鄧小平在“文革”尚未結束時主持整頓。對這次整頓，他本人後來認為是改革的一次“試驗”。他強調黨性，整飭秩序，大張旗鼓地抓生產，與“四人幫”展開麵對麵的鬥爭。這一切舉措的靈魂，就是一個“敢”字。他常對人講，要有一點精神，“敢字當頭，橫下一條心”。不怕被抓辮子，不怕犯錯誤，不怕第二次被打倒……鄧小平已經無暇顧及個人的命運，表現出少見的焦灼、執著與強硬。明哲保身、中庸調和與他的做事原則是不相容的。這種強者的性格不僅表現在對敵鬥爭中從不畏懼任何對手，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也有所流露。如，他喜歡在波濤翻卷的大海裏遊泳，感到那裏“有股氣勢”；打橋牌喜歡與高手對陣，覺得“輸了也有味道”。
1975年8月評《水滸》開始以後，鄧小平的處境開始惡化。11月，毛澤東提出由鄧小平主持對“文革”作一個決議，總的評價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鄧小平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堅決而巧妙地拒絕了。這種骨子裏的對抗情緒導致了對他的批判逐漸升級，導致了他的又一次被打倒。
但是，鄧小平的抗爭以及在那一回合悲壯的結局，促使更多的人從“文革”的噩夢中驚醒，分辨出是非曲直，也更加了解“鄧公”的為人。這就為他第三次崛起並領導中國社會廣泛而深刻的大變革贏得了雄厚的群眾基礎。
鄧小平在粉碎“四人幫”後思想和政治束縛依然嚴重的那兩年又一次表現出了極強的鬥爭精神。他甘冒“犯下彌天大罪”的風險，率先出來否定“文革”的理論基礎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率領全黨全國人民搬掉了一座又一座障礙思想的大山。從破除現代迷信到支持真理標準討論，從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到樹起改革生產關係這麵旗幟，他鼓嚨而呼。對於全麵改革，他有個一以貫之的思想，就是不要怕冒風險，“如果前怕狼後怕虎，就走不了路。”大無畏的精神使他思想鋒芒更加銳利。在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他敢於創立新的理論，敢提前無古人的構想，敢講真話，敢為天下先。
（節選自王寧《鄧小平的革命風格》，原載《黨的文獻》1995年第6期，標題是編者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