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和黃克誠同誌接觸以後，覺得他很普通，平易近人，象一個經曆風霜的學者，又帶有農民樸實的氣質，時間比較久了，進一步感到他很踏實，很有見地，不盲從，不嘩眾取寵。
黃克誠同誌非常注意調查研究。他要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調查老百姓的家庭生活、收支，在敵偽區、蔣管區和解放區不同的負擔狀況、群眾情緒等。那是抗日戰爭中期我們部隊從豫皖蘇向皖東北前進途中，天天夜行軍，他卻每天要看這些材料，後來在蘇北抗日根據地開展民兵工作，他又要我到一個民兵工作比較好的鄉作調查。回來彙報的時候，他仔細地了解這個鄉在接近敵占區的情況下怎樣把群眾發動起來，組織民兵，怎樣和敵偽鬥爭，怎樣加強和群眾的聯係，怎樣處理對敵鬥爭和生產的關係等等，要我寫出詳細材料，並且非常有興趣地看我帶回來的那裏民兵利用舊子彈殼製造的土子彈，詢問製造方法。那時有一個部隊群眾紀律不很好，黃老親自去了解和整頓，先找有關人員談話，和那裏的領導談了半夜，幫助他們解決了問題。許多年以後，那個同誌還談起,黃老把我了解的情況都掏完了，還提了許多問題，我都答不出來了。抗戰勝利，部隊奉命進軍東北，黃老除正常的偵察情報以外，專門找東北籍同誌調查，連東北的天氣，冬天要穿什麼衣服、鞋、帽都問到了。這種周密調查情況，切實從實際出發分析處理問題的作風，已經成為他的習慣。直到年老體衰，臥病在床，還是不斷了解社會政治經濟、人民生活、群眾情緒等等。黃老領導工作，一向把周圍情況在心裏形成一幅清晰的圖畫，並且常常及時提出下級領導還未見到的問題。抗戰中蘇北實行減租減息，各地報告都說已經減了，黃老聽了覺得靠不住；經過調查，果然發現許多地方地主搞了明減暗不減，農民白天分到鬥爭果實，夜裏又悄悄送回去。於是普遍進行複查，徹底解決了問題，使廣大農民進一步靠攏到我們黨方麵來。為此文藝工作者還編演了改良淮劇：《照減不誤》。
黃克誠同誌領導工作，一貫說實話，做實事，講實效，不搞表麵文章。抗日戰爭時期，黃老在蘇北組織領導部隊訓練，為了適應戰鬥頻繁，間隙時間很短的情況，確定一次隻練一個最迫切需要的動作，以後有時間再練另一個動作，而不是一下練“幾大技術”等。剛到蘇北發動群眾，也是一個一個發展農民，建立小組，以後建立農會。一步一步把群眾組織起來；而不是大哄大嗡，一下就普遍成立農會，一遇敵情嚴重又都垮掉。黃老做工作不喜歡宣揚，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不搞報喜不報憂。在他看來，為人民做出成績是應該的，不值得炫耀。工作無論做得好不好，成績無論大不大，應該把真實情況告訴黨和人民，而弄虛作假、嘩眾取寵是可鄙的。他說：“黨內犯錯誤的時候，總是不實事求是，務虛名，擺空架子，吹肥皂泡。”
黃克誠同誌在複雜的鬥爭中，總是根據實際情況進行獨立思考，不盲從，不苟同。在黃老領導下工作的同誌，都感到他有高度的組織紀律性，對組織、對上級很尊重，組織的決定，一定千方百計去實現，毫不含糊。另一方麵，黃老對上級的指示，又是鄭重地根據客觀實際進行思考和審察，認真地結合具體情況來貫徹執行，而不是盲目地、表麵上完全無異議地來對待。曾聽他談起，他這樣對待問題是從北伐戰爭的大革命失敗以後，反複思考大革命失敗的教訓，開始形成的。他說：“在以前，我對黨的方針政策從來沒有什麼不同想法，中央怎麼說，上級怎麼說，我就怎麼做。大革命失敗以後，我才開始注意要動腦子想一想，看看是否符合客觀實際，符合馬克思主義。”這個認識對他一生產生了很大影響。抗日戰爭期間，整風運動中接到要搞“搶救運動”的通知，附了有些同誌被“搶救”後的坦白材料。黃老根據過去鬥爭的經驗教訓和對實際的分析，看了以後覺得懷疑。經過親自認真考察試點，證明這樣搞出的坦白是假的，牽扯的人是亂講的，因而及時通知不要搞“搶救運動”，使蘇北部隊和地方廣大幹部避免了“搶救運動”帶來的審幹擴大論和逼供信的危害。